为什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首要任务。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整个文化发展繁荣的首要任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

　　一、在任何文化中，价值信仰系统都居于核心地位

　　文化可分成三个系统：认知系统、价值信仰系统和审美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价值信仰体系处于核心地位。现代人类学的思维方式是以生活的整体作为观察对象，一种健康的生活，一定要同时有理、有信、有情，还要有趣。人类生活，理不可缺，却不能止于理；情不可缺，却不能止于情。生活还要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无信的世界是非常可怕的。生活还要有趣，无趣的生活不值得过。人类生活，有理性才有秩序，有仁爱才有温暖，有意志才有道路，有信仰才有方向，而生活中种种因素的协调整合只有通过价值系统才可实现。

　　价值之所以在文化当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因为人类作为自然的生物，要服从自然的必然性。 但重要的是除了服从自然必然性、客观规律以外，人类要追求一个应然的世界、一种自由的境界、终极的价值。哲学家尼采说，人是由兽而神的空中索道。我们只有理解了人的这种奇妙的本性，才能知道为什么人类要去建造永远不会到达的价值殿堂。

　　总之，价值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人作为一种文化生物，其独特性主要在于其有价值追求。我们讲人性的根据还是相信我们文化上的祖宗之一孟子的“四端”，人要是没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那人类跟动物一样。动物缺乏的是价值的追求。一个无限的世界的构想永远在召唤着我们，这就是人类的独特性。第二，无论是谁，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以前，都有一个价值评价和价值排序。价值排序往往决定人非常现实的行动和行为。第三，人类文化的其他因素只有被价值这根红线串起来的时候，它才是一件完整的工艺品，不然不会完整。

　　二、价值系统是国家和社会的灵魂

　　无论是现代的国家，还是古代的国家，价值都是它的灵魂，也是社会秩序永远的源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判断大是大非、大善大恶、大美大丑、大真大假的基本的价值标准，就会陷入无序、混乱。国家不只是每个部分的总和，它还有更深广更持久、关系到国家、社会前途的东西，也许它是一种精神、一个国家的信念、一种社会的信念。实际上就是核心价值。

　　政论片《大国崛起》讲述了9个国家先后完成现代化工业化，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故事。这个电视片最后一集叫《大道行思》，当时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了100多位政治家和着名的学者，探寻这几个国家崛起原因。被访者见仁见智，唯有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些国家都非常重视思想文化的作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是中国古人的教导。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尤其在今天面对未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务必搞清楚，思想文化中什么最为根本。20世纪前半个世纪，我们重视文化因其是救国的一种方略。在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上说，1949年以后，前30年文化被重视，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当做政治的工具；后30年被重视，主要是由于它可以为经济唱戏搭台。可是那些发展起来的国家，那些已经被称为崛起的强国，重视的是什么？整个现代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一条很重要的文化前提，就是大的历史叙事，把一个国家的某种核心价值表述为一种普适的真理，背后当然体现这个国家最为长远的整体的核心利益。也就是说，这些西方国家重视文化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功能，也重视它的经济功能，但是最重视的是什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他为什么宁可失去意味着滚滚财源的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代表了英国人文精神的高度，与国家的价值相关联，是一种无价的价值，只把文化当工具用，实质上是矮化、窄化、庸俗化了文化。一个企业家，把文化拿来作为一种增值的工具，是允许的，没什么不道德。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长远的、有高远眼光的政治必须以文化做支撑。一个真正长远存在的政权、一种真正有高远理想的政治一定有文化上的皈依。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表明了我党对文化问题认识的深化。

　　从根本上说，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奠基于一个广义的真理，这个真理始终可以分成正义性和科学性两个方面。实际上一部文明史就是真理的两方面不断冲突和和解的历史。市场更多的是解决效率的问题，即科学性的问题，而政府往往是解决公正的问题。 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迫使某些国家的政府主要追求效率。观察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发展史，在处理各类问题的时候，有些国家是政党轮流执政，因而可以通过政权的交替、轮替来解决二者的失衡。有些政党主张真理的这个方面，有些政党则主张那个方面，社会就用这两条腿不停迈进。可是在我国，唯一的执政党要同时平衡这两个方面，这就加大了问题的复杂性。

      三、从世界视野来看，文化价值对于中华民族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世界上的几大古典文明，真正延续至今的只有中华文明。仅凭这一点，我们在直觉上就知道一定有某种东西薪火相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来自哪里？来自中国悠久的历史，来自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独特性。世界上唯有这么一个民族、这么一种文明是5000年绵绵不绝的，这就是它的最大特色。

　　我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宏大构想，张扬的正是中国古圣贤的文化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建设核心价值，就是让整个中华民族有一个“心”。“心”在中国文化当中其实处于一个真正的核心的地位，所以才有所谓“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纳天下之善；潜其心，观天下之理”的说法。

　　四、社会各种转型引起精神领域失序，迫切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社会思潮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对我国社会多种转型引起的文化断裂、传统衰微、价值紊乱、价值真空和社会失范、社会脱序等现象，有责任重新建立秩序，首先是精神的秩序。“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黄纪苏编剧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里有一句台词，实际上表达了今天人们普遍的焦虑：“再往前流，水就浑了；再往前走，路就分了；再往前看，眼就迷了；再往前想，心就沉了”。现代市场经济尤其需要一种信任文化。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风暴、金融海啸，说到底是由于信任文化出了问题造成的。有统计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为诚信问题遭受的经济损失就将近6000亿，还有其他和价值文化问题有关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要正确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就一定要看到中国面对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同时面临着现代性、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重困扰。现代性，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困扰。前现代性，不管你是否喜欢，它仍然存在。最近20年，我们又遭遇到后现代性的困扰。“三重困扰”归纳起来，叫做时空压缩的困扰。就整个世界大趋势来说，现代文化已经进入了黄昏期，后现代文明已经开始形成。但对当前我国的社会现实来说，现代化仍然是历史的主旋律，也是中国人民普遍的激情。这是一个矛盾，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已经加入了世界性的生存，无法越过现代文明进入后现代文明；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成为正在后现代化世界的一部分，不能置身事外于这种后现代的潮流。总而言之，我们在现代化的门槛前和路途当中就遭遇到了后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所以我们不仅要面对前现代社会、现代性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固有的问题，还要面对三类性质不同的问题混杂在一起而产生的新的特殊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确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国家，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三种问题都有，前现代的东西还很多，现代的东西是主流，后现代的东西也已经存在。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五、之所以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放在文化建设的首位，很大程度上是强调意识形态的创新，改变意识形态创新滞后的局面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在总体上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能否尽快创新意识形态，建立一套能够表达国家和人民的意志、愿望、情感、价值理想和整体长远利益诉求的话语系统，从而在全民族形成强大的牵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但是，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创新滞后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创新。意识形态对任何一种制度的巩固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制度有四大要素：有指导思想或者叫意识形态，有象征体系，有社会角色在制度中行为的内在规定性，还有行为规则或者说行为规范。在这四种要素里，后三者属于制度的外层保护带。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策略的、外围的改革，外围的制度调整。要完成改革的攻坚任务，就必须完成意识形态的创新。我们今天遭遇的相当多的问题都和我们的“说法”过时有关，我们的“说法”远远没有跟上我们的活法和做法，这样也会造成一种脱序。如果用于建构秩序和意义的语言工具自身内部不相洽，或者与我们的生活世界不相关，就会给社会生活招致许许多多的矛盾。社会秩序的建立是靠语言工具来达成的，我们的说法本身内部不相洽，甚至自相矛盾，或者说法自身是一种封闭的体系，和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就会招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今天我们很多语言都已经完全“缺钙”了，没有表达的力量，变成一种自说自话。这是很危险的。我们本来需要语言作为工具来表达自身的愿望、利益、情感、价值。当语言失去上述表达的功能以后，话语越多，就越是一种伤害自身的工具。有人从文化上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时，第一条就说是某种东西把人说烦了、说厌了、说恨了。要知道说法本身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一套东西说得人人都烦你、厌你，最后恨你了，你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当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的理解当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出来了，但是依然面对三个问题：第一，解放出来以后怎么办，往哪里去？第二，解放思想是否进入了一个以建设为主的新阶段？解放思想不能停留于摧毁、批判，还得有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是解放思想的一种深化。第三，一个社会怎么做到有活力？从文化上说有不竭的发展的活水源头，就是每一个人都保留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心灵，其生命的能量级提到最高的层次，整个社会呈现出的一种宏观效应，就是有活力。（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