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2演讲摘登与观点综述
要发展,更要科学发展
李景田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重要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了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战略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总体定位没有变。从发展的具体情况上看,尽管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发展的质量还不高,更重要的是按13亿人口一除一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排世界100位左右。因此,我们只有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进一步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
实现科学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要求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在未来8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未来30多年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五个方面的发展要求。
第一,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就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发展不再是对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单纯追求,而是要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发展,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第二,实现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的发展。就是要完善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科学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实现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发展。就是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第四,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第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加强“两型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深化改革开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发展目标与改革目标一起规划,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和突破口对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项新要求,充分展现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
我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这一重大部署,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作者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顾问)
深化对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的研究
陈宝生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这是对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大判断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概括地说,这种内涵和条件变化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倒逼我国扩大内需。2003年至2007年,世界经济进入“黄金增长期”,年均增速4.6%。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有出现缓慢复苏、低速增长、长期下行交替反复的可能性,经济低迷将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各国对国际市场激烈争夺、对国内市场大力保护,贸易战、汇率战全面升级,全球贸易也面临下行的巨大风险。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倒逼我国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推动我国加快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在世界经济低迷徘徊趋势下,各国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开始了以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为中心的新一轮竞赛。这将引发全球经济政治版图中各国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赛跑”背景下,我们必须抓紧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
三、世界经济进入资源环境约束深化期,推动我国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人均占有资源不足和环境承载能力脆弱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资源环境约束的深化,推动我国把资源环境压力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四、世界经济进入通胀压力期,我国必须保持农产品供给充足和物价稳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大国对外转嫁内部经济困难,美国、欧洲、日本先后推出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主要货币大量“放水”,输入性通货膨胀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保持国内物价和货币环境稳定的难度加大。在世界经济潜在通胀和资产泡沫不断加大的趋势下,巩固农业基础和守住耕地红线,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成为我国做好宏观调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有13亿人口,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长期来看,巩固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好形势,夯实农业基础,成为我国有效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生命线。
五、世界大国进入新一轮内外战略调整期,推动我国应对全球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美国实施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同时深入推进以“再平衡”为主调的全球战略调整。俄罗斯提出2020年经济总量进入世界五强目标,并积极推进“欧亚联盟”建设。欧盟各国为应对欧债危机,大力推进一体化建设,同时积极谋划“新工业革命”,制定长远发展战略。在世界各主要力量围绕未来发展主动权和国际关系主导权的战略博弈向纵深发展背景下,我们也要抓紧形成与全球新一轮更高水平综合国力竞争相适应的国家战略,同时,把握好大国关系演变的特点,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全面提高综合国力,从根本上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六、中国发展进入成本上升期,推动我们拓展发展新空间。与十年前相比,改革开放的传统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显著弱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正在发生趋势性转变,加上资源性产品的国际价格进入上升通道,我国经济发展成本的上升,制约了投资效益的提高。十八大提出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正是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大部署。只要我们靠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靠改革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就业创业的活力,调动各种所有制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掘和释放“改革红利”,就能在推动“四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
七、中国发展的“树大招风”效应越来越明显,推动我国创新外交工作方式。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必然遭到守成大国的遏制。虽然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位都没有变,但是西方国家牵制我国发展的紧迫感和焦虑感显著上升,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等不时泛起,使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日益复杂。我们应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同时,多渠道多种形式宣传中国道路,冲破各种遏制,排除各种干扰。
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系列变化,为经略好我国发展增添了难度。为此,我们必须密切观察国际经济政治形势走向,不断提高科学应对能力。同时,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对已经看清的方面,深入研判、早作谋划、从容应对。对暂时难以看清的方面,密切跟踪、未雨绸缪、灵活应对。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献计献策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2观点综述
赵玥 熊瑞杰
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光明日报社、学习时报社、中国网为支持单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2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2年12月28日在中央党校举行。论坛以“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顾问李景田致辞,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陈宝生作开题演讲。周为民、韩俊、王元、韩震、王东京、杨宜勇、夏光、朱光磊、王长江、施雪华等10位著名学者作了主题演讲。李小兵、赵振华、韩庆祥教授主持了各单元演讲并作点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
与会专家认为,以人为本和全面小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改革伊始,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富民思想,强调一定要使人民摆脱长期的普遍的贫穷,达到温饱,达到小康。这个目标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重新定位,其实质就是从迅速求强转向富民为先。所以全面小康的目标突出强调的是人民的福祉。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真正的富强应当是人民富、社会强,民富然后国富,社会强然后国家强。与会专家认为,民生问题的症结在于民权问题。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要通过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在基本权利方面不断增进人的自由来为人民作为主体自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开辟道路,而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人民作为主体自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提供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要努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必须有先进价值观的建设,先进文化的发展。与会专家认为,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我们既可以理解为通过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也可以理解为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内涵、时代内涵和民族内涵,还可以理解为进一步凝练或者提出更能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比较简洁的核心价值观的表述。
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着力点
全面小康,关键在老乡。我国发展面临的最大不平衡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距。与会专家指出,破除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把“多予、少取、放活”作为重要方针,巩固少取成果,加大多予力度,特别是要做好放活这篇文章。在放活方面,有关专家重点讨论了十八大提出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问题。具体而言,一要扶持一家一户的农民发展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二要大力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三要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体系;四要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全面小康要以共同富裕为基点。与会专家指出,我国基尼系数偏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国外的有关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政府、企业、个人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都应作出努力,承担相应的责任。抓住时机,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不能只说不做,最终丧失改革的红利。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克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关键。专家指出,在十八大报告里创新驱动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中也包含有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从全球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大趋势的研判中得出的结论。全球产业变革呈现三个特征,第一是各国提出的绿色发展;第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与其他领域的技术发展相互交融、渗透;第三是生产过程越来越开始摆脱空间距离。我们应该抓住产业变革的机遇,发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科技大发展所形成的能力和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优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重要提法。与会专家认为,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应包含科学的决策和责任制度、有效的执行和管理制度、内化的道德和自律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体现创新性,创新的方向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完善科学决策制度,提高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领导力;强化法治管理制度,提高生态文明制度和决策的执行力;加强道德文化制度,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自觉行动能力。
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放在一起部署,足见二者的紧密关系。与会专家从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的分析入手,提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紧迫性。与会专家认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应是政府,而应是企业家。让企业家当主体,政府就要放开一般竞争性商品的价格,让价格反映需求;就要尽量压缩减少政府投资,增加企业投资;就必须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领域。只有民间资本进入一般性竞争行业,让企业家按照市场信号来配置资源,才有可能让经济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吻合。
与会专家认为,分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要强调系统性,要有必要的分析框架,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抽象地强调“顶层设计”;要以政治发展为基础和背景,要讲究分析基本面,不能就改革讲改革。围绕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应当重视有四个层次的问题:在基本面上,要强调推动发展,也可以叫拓宽空间;在体制面上要强调做实改革;在管理面上,要追求精细;在基层面上,要强调简约治理。体制面做实改革,包括做实“两会”,做实选举与推荐,做实“块块”。
反腐败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环境。与会专家认为,要从权力运行规律的高度认识反腐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在纵向监督、横向监督和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这三方面,真正有约束权力的还是后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我们都刚刚开始探索。比如权力之间的约束,我们提出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的原则,但权力之间的约束到底是什么框架,怎么和西方的区别开来,约束的力度够不够?这些都需要通盘考虑,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顶层设计的思路。再比如说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不是西方式的多党制的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方式?比如说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一种外在的,同时又是非政党的监督。新型媒体的发展,“网络反腐”作为一种反腐的新兴力量出现,有着不可估量的力量。但这些内容目前主要在体制外运行,还没有纳入到我们的体制中。如何把这些体制外生长出来的力量纳入到体制内,变成我们的权力约束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非常重大的、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