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船政文化，弘扬船政精神，推进和谐福州建设（上）
2008-10-16 10:00:54
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闽都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船政文化是其重要内容。作为福州地域文化的船政文化已经列为《福州文化发展纲要》重要内容。多年来福州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对船政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利用。2003年以来已召开三次全国性的船政文化研讨会，2006-2007年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的福州十大名片的评选活动，马尾船政得票数位居前列。船政文化作为福州地域文化，已经为福州以及全国所接受、认同，其精神已得到弘扬。但从近几年来对船政文化的研究来看，怎样进一步深入挖掘其生成的基础、渊源及其价值和意义，还缺乏深入探讨，特别是如何综合地研究探讨其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本选题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船政文化源流与发展的调研，进一步明确其价值和意义，并提出发挥船政文化在构建和谐福州中作用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以利于进一步弘扬船政文化的精神，发挥船政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一、船政文化及其源流
船政文化。马尾船政包括近代造船工业、近代专业教育、近代海军海防、近代航空业等多方面的内容。在非物质层面上，船政文化是指在举办船政时所形成的教育、科技、翻译等文化活动和思想成果及其承传。
19世纪，已有二千年历史的中国封建社会日益衰弱，开始走向灭亡，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凭借“船坚炮利”的优势，其殖民贸易与统治走向全球。中国成为西方列强掠夺的重要对象。为救国图强，林则徐、魏源等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勃然兴起，成为一些清朝政府官员的“治国”方略。中国掀起了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军用和民用工业，以“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马尾船政，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1866年，左宗堂奏请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沈葆桢成为第一任船政大臣。马尾船政通过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和工程人员，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引人才、办学堂、派学生出洋留学、组建近代海军等系列活动。仅用两三年的时间，就把马尾建为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创造了诸多全国之最。1869年，造出了我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1871年，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8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艘钢壳网甲军舰；191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
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实践者，左宗棠与沈葆桢都非常重视船政学堂的建设。左宗棠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指出，设局造船，不仅是为了造船，而且是要掌握其制造和驾驶的技术。沈葆桢亦提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创办于1867年的船政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造船和航海高级人才的专科学校，也是我国第一个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教学制度的新式学堂。其先后四次派遣百多名学生出国留学，培育了严复、詹天佑、邓世昌、萨镇冰等一大批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1876年创设的电报学堂培育出我国第一代信息产业人才。1917年设立的马尾海军飞潜学校是我国第一所培训飞机和潜艇制造人才的学校。
马尾船政建造的首批舰船组建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支海军舰队，加强了福建和台湾的海防。1874年沈葆桢奉旨率领中国第一支舰队抚台，捍卫了国家主权。在1884年震惊中外的中法马江海战中福建海军临危不惧，奋勇杀敌，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慨，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孙中山赞誉马尾船政足为海军根基。
船政文化源流。马尾船政的开办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马尾船政的创立和发展所形成的船政文化根植于民族文化，特别是自强求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国近代海洋文化。由于福建（福州）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人文因素，使其在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经济、政治、文化）上长期独占鳌头，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福建（福州）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海洋文化是马尾船政及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这里我们把探讨海洋文化，特别是福州海洋文化与船政文化的关联作为考察船政文化源流的重点。
（一）发达的海洋经济。福建（福州）地区是古代中国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依山傍海，大陆岸线长达3051公里，境内山峦重叠，有闽江、晋江、九龙江和汀江四河系穿入海，其中不泛深水良港。这为船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造就了古代福建“非梯航不通”的特殊地理环境。闽江为福建流域最广的河流，上游有建溪、富屯溪、沙溪三大支流。福州位于东海之滨，闽江之口，福州以海闻名，也因海而载入史册。《山海经》称“闽在海中”，福州自古就是闽都，福州古城“越王城”亦在“大泽中”，四面皆江水，为海岸大湾坞。通过闽江上游，福州可内通闽西北，由闽江出海，北上可通闽东、进东海、入中原，南下可连闽南漳、泉，通广东，进南洋。东汉时，东冶（福州港）已成为南北海上航运中转枢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唐时，福州已成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市之一。宋元时，福建成为中国最大的航运和贸易中心，福州与泉州航运和贸易发达，特别宋未元初的泉州成为世界两个最大港市之一。明时，福州成为中国国际运洋航运中心。明初郑和下西洋把中国远洋活动引向高潮，福州太平港（马江）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福州也成为明代朝贡贸易中心。明朝，福建地区还出现重要国际贸易港口——漳州月港，明末清初，厦门港迅速发展并取代月港成为中外闻名的海外贸易中心。泉州港、漳州月港、厦门港都有兴衰乃至替代，而作为闽都的福州，自东汉以来，无论唐、宋、元、明及清各朝代都是福建也是中国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海洋经济在福建（福州）拥有重要地位。“海者，闽人之田也”（顾炎武），“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主”、“东南之利，在水不在陆”（左宗棠）。发达的航运和贸易，使闽人视异域为门庭，来去自如。有如清代闽南人蓝鼎元所言：“宇内东南诸省皆滨海，形势之雄以闽为最……，全闽九郡一州，以福州为省城，兴、泉、漳在其南……皆滨于海……大海汪洋，万里无际，江浙、登莱、关东、天津，视若户庭；琉球、吕宋、苏禄、噶喇吧、暹罗、安南诸番，若儿孙环绕膝下，气象雄状，非他省可伦比”
（二）丰富发达的海洋文化（科技与人文）。与古代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相适应，福建（福州）拥有独占鳌头的海洋科技和独树一帜的海洋人文。先秦时的闽越人以习水善舟著称。他们或“处溪谷之间”，或滨于“东海之陂”（《国语•越语》），“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福建（福州）造船技术超群，自古就是远洋船的制造中心，福州长乐别称吴航头，就缘于“吴王夫差曾造船于此”，“吴以会稽南部都尉属设建安郡，置典校尉，集结谪徒者在此造船”（260年），“吴帝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造船于此”（274年）。晋代在连江设置专营船舶制造的“温麻船屯”。唐代福建造的船容积大，可运米数千石。宋、元、明时期，福建造船业及其技术在全国首屈一指。宋使船多为福船或按福船建造。“浙亦用福船耳，若浙中去闽造船，此固可为彼地张本也，如浙中自为造成，必往闽中买料”、“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明时福州是抗倭战舰、使船、册封船的制造基地。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驻泊基地，也是其使船的制造和修养基地。明代福建造船技术日臻成熟，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分工合作的造船技术队伍。“漳匠善制造，凡船之坚致赖之；福匠善守成，凡船之格式赖之。”福建（福州）的航海技术也极为出色，拥有众多高超航海技术的航海家，自古就是篙工船师的选拔地。先秦时闽人就“善于用舟”。东晋左思的《吴都赋》称：“篙工楫师，造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北宋遣使航海去高丽时是“先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这里当然也包括招募航海海员。明洪武25年，朱元璋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又“三十六姓多闽之河口人”（河口为今福州台江一带）。明永乐，福州长乐成为郑和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其间招募了大量福建航海技术人员，“选取驾船民梢中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其中有许多人因表现出色，而受封升迁。为后人悉知的有：宋末提举泉州市舶使蒲寿庚的后人蒲日和，因深知海外之事，下西洋有功被加封泉州卫镇抚；福清人林贵为郑和船队的“阴阳官”，五次随郑和下西洋，专门负责观察记录天文气象、日月星辰变化情况。郑和下西洋驻泊福州长乐，进一步使福州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成为远洋海船制造中心和远洋航海技术传播中心。郑和船队流传下的《指南广义》在康熙癸亥年曾为闽人舵工携往琉球，赠送给琉球舵工。
丰富的海洋人文：海洋宗教、海洋意识、海洋精神。福建海神众多，海神信仰特别是妈祖信仰盛行。这些信仰使海神成为福建航海者的“保护神”——冒险行为的精神之柱。古代福建（福州）人对海洋认识较为深刻，尤其是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极为深刻，福建（福州）人总是尽其所能地开发利用海洋。“海者，闽人之田也”就是一个重要表现。余善“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则是体现古代闽人的海洋政治意识。在古代福州海洋意识中，海是人们的生存、发展、避难之道之所。福州海洋文化除了“开放性、外向性、冒险性和崇高性”等共性外，还有多元性、兼容性、开拓性等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在人文精神上表现为：“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四海为家”的开拓进取精神，“以海为田”、“崇尚商贾”、“师夷长技”的务实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精神。
（三）突出的海洋军事与政治。与福建（福州）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地位相对称的是其悠久而突出的海洋军事与政治地位。福建海洋军事与政治在中国海洋军事与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福建背山面海，闽人自古就“习于水斗”，历代中原王朝入主福建，攻略福州，大都经由海路，海战是必不可少。此外中原王朝经略台湾，也大都以福建为基地，从公元230年，孙权遣将“浮海求夷洲”、隋朝炀帝遣陈棱“击琉球”，到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及清康熙统一台湾皆无例外。若如《明史》所言，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和目的：“成祖英惠帝之海外，俗踨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强”，那郑和下西洋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远的海洋军事与政治活动，而福州就是这一活动的基地。
明以后，人类逐步进入海洋世纪，海洋经济与军事日趋重要，国家的海洋政策成为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海者，闽人之田也”，国家对海洋开与禁的政策无不直接关系福建的兴衰。从历史上看，福建（福州）优越的海洋环境、发达的海洋经济与福建人高超的海洋技能及积极的海洋精神无不成为封建帝王和地方统治者制定海洋经济与军事政策的重要基础。春秋战国，长乐吴航，“吴王夫差曾造船于此”（吴航因此而得名），三国“吴帝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造船于此”，唐初泉州（福州）刺史兼都督王义童把招抚福州“泉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作为振兴福建经济的主要措施。晚唐五代闽王王审知延续王义童的政策，在福州招海上蛮夷商贾发展海外贸易。宋、元、明使船多为福船或按福船造。明初朱元璋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今往来朝贡”，三十六姓多闽河口（福州台江）人。明永乐郑和以长乐为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清康熙统一台湾都以福建为基地。从结果来看，这些政策措施都取得成效，都促进古代福建（福州）海洋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也进一步促进福建（福州）人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清末闽浙总督左宗棠认为：“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主”，“东南之利在水不在陆”。这应是其对福建历史与现实考量的结果。可以说，福建（福州）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发达的海洋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科技与人文）的历史与现实，正是船政这一海洋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活动所必需的，也正是左宗棠设船政于马尾的重要原因。船政在福州创办，也极大地促进了福建特别是福州海洋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人文的丰富和发展，使船政文化成为特定历史中福州海洋文化最直接的表现。船政文化对“民族自强的爱国创业精神，海纳百川的开拓开放精神，勇于攀高峰的科技创新精神”承传，使其成为福州近代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的文化。
二、船政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是福州人民心中的历史骄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船政文化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过渡时期所产生的文化现象。作为福州地域文化，她基于马尾船政的开办（即洋务实业的兴办），基于封建统治末期的一种全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并由一批目光敏锐、思想先进、胸襟开阔的“先进人物”倡导，引进“西学”，从而形成一股新思想和新文化。船政文化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型企业的发轫与发展，造就出新一代“开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昭示了封建传统文化的没落，催生出新世纪的维新思想、改良实践以及革命运动。船政文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号角，成为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大纛。作为闽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船政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马尾船政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发端
1、马尾船政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设备最完善的造船工业基地，中国海军航空事业的发源地
船政从1866年正式破土动工，到1867年7月，厂房大体建成，机器设备基本安装到位。到1875年，经过近十年间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成为当时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工业基地。
在清朝末年，船政共造兵商轮船44艘，居当时国内各船厂之首，占该时期全国的造船厂造船总数的40%以上。船政所造舰船共4.7万余吨，其中军用舰船3.86万吨，占该时期国生产军用舰船总排水量的60%以上，为中国海军的建设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869年6月，船政建造的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近代兵舰——“万年清”号运输船下水。9月，出海试船。10月，驶抵天津，经验检合格。“万年清”号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和驾驶，它的启航，打破了国内保守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种种责难和攻击；它的成功，是船政乃至中国近代造船业新的起点。
1871年，船政自行制造出第一台船用蒸汽机（双汽缸竖式）。该机580马力，被装配到船政制造的第5艘“安澜”号上，性能超过此前从国外购回的蒸汽机。
到1875年，船政共造出16艘木壳舰船，总排水量1.74万余吨。其中，最大的为“扬武”号巡洋舰，排水量1560吨，主机1130马力，航速12节，安炮11门，其中最大的炮重6吨，弹重68公斤。该舰具有较强的海上作战能力，后来成为福建海军旗舰。
1874年，船政聘用的大部分外籍人员合同期满回国。此后，船政的造船业务主要由船政学堂毕业生承担。
1876年，由船政学堂毕业生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年等自行设计的“艺新”号制造成功。这表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行制造舰船。1877年，船政制造出第一艘铁肋木壳军舰——“威远”号。这表明船政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进步。1883年，船政建成了第一艘铁肋木壳巡洋舰——“开济”号。该舰由船政留欧回学生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陈兆翱、魏瀚、郑清濂等监造。这标志着船政的造舰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1899年，船政制造成功钢甲巡洋舰“龙威”号（次年编入北洋海军后改为“平远”号），该舰不用一洋员洋匠，脱手自造，完全是由中国员工制成。其性能和质量均超过以往船政所造各舰船，也优于同期从国外所购同类军舰。该舰在甲午海战中虽多次被敌炮击中而未造成重大损伤，经受了战火考验。“龙威”号是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艘铁甲舰，代表了清末中国舰造业的最高水平。
到了民国时期，马尾船政改称海军马尾造船所，仅为海军建造了2艘190吨的浅水炮舰——“海鸿”号和“海鹄”号，主要任务是为海军修理舰艇。抗战期间，马尾造船所制造了大批水雷，供海军布雷队在江海布放，痛击了敌伪舰船，为夺取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
马尾船政也是中国海军航空事业的发源地。福州船政局于1918年设立飞机制造工程处，是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由留美回国的巴玉藻、王孝丰、王助、曾贻经主持。到1913年该处（1923年改称海军制造飞机处）迁往上海止，在马尾期间共研制出7种型号，共17驾海军飞机。这是中国海军航空兵的第一批国产飞机，为中国海军航空事业填补了空白。上述飞机在国内一流在国际上也受到好评。
2、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和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军事院校
从1866年创办求是堂艺局（后改为船政学堂）始，到抗战期间马尾沦陷止，先后有船政前学堂、船政后学堂、艺圃、海军学校、海军制造学校、海军飞潜学校、海军艺术学校、海军航空教练所、海军陆战队讲武堂、海军练营教育机构在马尾开办。马尾的海军教育机构共培养了海军军官和科技人员1100多名，培训的海军专业士兵至少有5000多名。清史稿记载：“船政学堂成就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
船政前学堂培养海军造船技术人才，后学堂造就海军驾驶和轮机军官。学生在校可以学到先进的制造和航海、轮机操作技术，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经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工厂和海上的实习。前后学堂引进西方教育模式，设有造船、造机、驾驶、管轮、电报、测绘等专业。各专业都有比较完整的教学课程体系，打破了封建教育的传统模式，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是一所按技术分设专业的近代高等院校。
船政学堂还是中国近代首创留学生教育制度的高等学府。早在1875年，沈葆桢选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人随法人监督日意格到法、英学习驾驶。从1877年起，船政学堂就开始选送优秀学生赴欧美留学。1881年、1886年、1896年船政学堂又继续分批派出留学生。从马尾各学校派出的留学生共240名。学习的课目主要有舰船驾驶、造船工程、军械制造、海军战术、国际法、海图测绘等。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部分为中国海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船政学堂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产学一体、多元结合的教育机构。监督既管学堂，又管工厂；教习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学生“手脑并用，技艺斯通”。这种厂校一体化的办学体制，是产学研结合的高级形式；船政学堂也是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于一炉，集多元教育于一体的院校。
船政学堂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她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突破了“中学西用”的框框；如严复、王寿昌、林纾、马建忠等，她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去，陈季同就是杰出的一位。他以法文翻译《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使“西国文学之士，无不折服”。
船政学堂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造就了一批急需的人才。培养了近代的驾船、驾舰人才，提供了海军主力舰队的骨干力量，如“定远”管带刘步蟾、“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扬威”管带林颖启等，诞生了一批中国近代海军的高级将领，如叶祖珪任北洋水师总兵，黄钟瑛、刘冠雄、萨镇冰都任过民国海军总长。船政学堂为增强海军技术装备力量奠定了人才基础，如魏瀚、陈兆翱、郑清濂等人。船政学堂为我国近代工业特别是船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船政学堂的办学方针、办学规模和教育体系成为当时中国创办近代教育的蓝本，如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而且船政学堂的很多教师和毕业生被派到上述这些学堂去担任要职，如吴赞诚筹办天津水师学堂，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谢葆璋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魏瀚任广东水师鱼雷学堂总办，叶祖珪任南洋水师学堂督办等等。船政学堂为各地办学提供了榜样，输送了人才，难怪李鸿章会说“闽堂是开山之祖”。
3、船政精英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船政学堂培养了一代精英，形成了一个具有爱国思想，能奋斗自强、眼光敏锐、思维方式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近代的风云人物，是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铁路之父、军事将领和民族英雄。
中国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是船政第一届留英学生。他是毛泽东列举的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四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先后4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在天津水师学堂前后任教20年。甲午战争后，他痛感民族危亡日重，开始探索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寻找救国道路。他提倡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批判“君权神授”，提出“天赋人权”。1898年，译作《天演论》正式出版，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主张变法革新，建立君主立宪制，震动了整个思想界，也影响了毛泽东、胡适、鲁迅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名人。
罗丰禄：清末著名外交家、翻译家，口操五国语言，他也是清廷选派的第一届赴欧留学生，在英国伦敦琴士官学学习期间兼任清朝驻德公使馆、驻英公使馆翻译；学满回国后，充当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兼翻译。曾在德参加李鸿章与俾斯麦的会见。在英国，谒见维多利亚女王，任过清廷驻英、意、比三国钦差大臣；在美国，他还与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深谈交为挚友。
陈季同，船政第一届留法学生，清末外交家、文化使者。他在欧洲留学期间，进入巴黎政治学堂修习公法、律例，同时又在中国驻英、法、德等国使馆任职，成为当时欧洲外交界的活跃人物，经常出没欧洲上层社会沙龙。他将中国文化、文学直接传播给西方读者，也将西方现代文学、政治、法律观念引入中国，著有《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娱乐》等。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割让台湾，他参与筹划成立台湾民主国，后失败内渡福建，并在上海创办维新刊物《求是报》，译介西方著作，倡议女学。
詹天佑，中国铁路之父，是清廷1872年留美幼童之一。他于18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修铁路工程。1905年，被委任为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次年升任总办。他以惊人的毅力，攻克险峻的关沟段，凿通号称天险的八达岭隧道，解决青龙桥坡道难题，提前二年建成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周恩来曾赞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人的光荣”。
此外，船政精英还有造船专家魏瀚、郑清濂、吴德章、汪乔年、刘懋勋；轮机专家陈兆翱、杨廉臣、李寿田、陈兆锵；矿务专家林日章、林庆升、池贞铨等；王寿昌、陈寿彭、郑守箴等翻译家以及海军高级将领萨镇冰、黄钟瑛，中法马江海战英烈吕翰、许寿山，中日甲午海战英烈邓世昌、林永升等。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科技和国防事业的发展上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马尾船政在抵御外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军的是马尾船政生产的舰船组成的海军舰队。1874年2月，日本政府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无视中国主权，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兵“征台”。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去台湾办理台务。从同治五年沈葆桢主事马尾船政至同治十六年六月沈葆桢任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止，八年中马尾船政共造船15艘，拨给外省3艘，留下12艘，加上向国外购买的6艘，共18艘，组成了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各舰的管带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日本侵略者迫于福建海军的力量，“不得大逞于台，遂罢兵归”。这是近代中国海军舰队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势力入侵台湾的军事行动。它遏制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迫使侵台日军同清政府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了从台湾撤军的协议——《中日台事专条》。日本被迫撤军，腐败的清政府却承认日本“保民义举”，偿付给白银50万两。
在中法马江海战中英勇抗敌的是马尾船政的将士们。中法战争虽因清政府妥协退让而惨败，但不能因此否认船政学堂师生的历史作用。当时福建水师21艘舰船有14艘是福建船政建造的，舰船全部管驾人员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船政各厂工匠也“均着力于办防，赶制水雷、炮弹、炮架等事”，以支持抗法战争。当时，布防在马尾的福建水师有11艘兵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法军。但是船政水师官兵却能奋起抵抗。“福星”号着火，管带陈英毫无惧色，力战不退，声称“男儿食禄，当以死报，今日之时，有进无退”，举头跳入火海。“英美观者均称叹不已！”旗舰“扬武”号中弹被焚时，士兵在船身迅速下沉的危险时刻，还用尾炮“坏其坚船，伤其大将。”吕翰、许寿山、叶琛、林森林、梁梓芳等管带也都英勇奋战，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慨。
由于清朝腐败无能，福建水师在此役全军覆没，死亡近千人，列入名册的736人，写下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最为惨烈的一页。
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英勇抗战的主力也是来自福建船政。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主力舰虽多购自英、德，只有“平远”号是船政制造的。但是，支援北洋舰队的船舰多数是船政制造的，如南洋水师派去有“开济”、“镜清”、“寰泰”和“福靖”四船，广东派去的“广甲”、“广乙”、“广丙”等舰船都是由福建船政生产和制造的。更重要是北洋水师舰船的管带和多数副管带是由船政学堂培养的，他们不怕牺牲，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慨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北洋舰队在黄海之战中，勇搏强敌，自午至酉，力战5个小时，迫使日舰先狼狈逃遁，日本未能实现聚歼北洋的侵略计划，军中营副将“致远”管带、船政学生邓世昌命舰开足马力冲撞日舰“吉野”时中雷舰沉，“犹直立水中，奋掷詈敌。”船政学生、左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在提督丁汝昌受重伤后，督阵指挥，变换进退，发炮伤敌督船，“以寡敌众，转败为攻”，在威海船中弹沉没，“遂仰药以殉”，壮烈殉国。在这次海战中，船政学生壮烈牺牲的还有：“经远”管带副将林永升，“超勇”管带副将黄建動，“扬威”管带参将林履中等人。船政制造的“平远”舰在都司、船政学生李和管带下，与主力舰并驾齐驱，屡受巨弹，船身并无损裂。据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考证，参战12舰有舰长14人，其中至少有10人是马尾船政学堂第一期同班同学。
民国建立后，1929年，专设马尾要港司令部。1941年4月，日军第一次侵犯马尾，中国海军各部进行了顽强抵抗。马尾沦陷后，马尾要港司令部改为闽江江防司令部，率领海军部队退往闽江上游继续抗战，并于同年9月收复马尾。1944年10月，日军二次侵犯福州，中国海军再次在长门、马尾顽强抗击敌军。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以马尾为前进基地，渡海收复被日军侵占的厦门、澎湖、台湾，洗去国耻，维护了中国的海洋主权。
（三）马尾船政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马尾船政与台湾的关系，当首推沈葆桢两次巡台加强台湾海防以及对台湾近代化作出的伟大功绩。在巡台期间，沈葆桢模仿淮楚军营制，整顿营伍，招募练勇，加强了在台湾陆军的战斗力。同时他要求马尾船政完成五年造船计划后继续造船，因为“多造一船，则愈精一船之功”，同时，他还计划自制铁甲船，在条件不允许情况下，他又奏请朝廷借银向外国购买。在台湾，沈葆桢先后在安平修建安平大炮台，在凤山县修建东港炮台和旗后炮台，在澎湖改建妈祖宫炮台，新竹大城北炮台，在基隆和沪尾也分别修筑炮台。安平炮台建成后，他在城门上手书“亿载金城”四个大字，表明了其不可动摇的驱倭卫国之决心。沈葆桢还派出船政官员张斯桂，带领船政学生（严复等）走遍全台湾，绘制台湾地图。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奏请朝廷“宜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得到朝廷同意，移巡抚驻台虽然是清政府为应付海疆危机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措施，但客观上为推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加快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沈葆桢还上奏请朝廷在艋增设台北府，在台南琅峤置恒春县，在台北增设淡水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这样，合原来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为八县。同时，移设鸡笼、卑南、埔里社三厅，合原来澎湖厅为四厅。行政体制改革，加强了政府管理的力度，为台湾建省打下了基础。著名学者连横如此评价道：“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连横《台湾通史•沈葆桢列传》商务印书局，1983年第2版）在台期间，沈葆桢于1875年1月奏请朝廷废除了严禁内地人民渡台和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还派人至厦门、汕头、香港等处招募志愿者奖励耕垦；他们带去了先进的农具、先进的耕作方法和大批优质种苗，促进了台湾的农业大发展。自1875年，沈葆桢还调19个营兵力，历时10个月，分南北中三路在台湾修路计859里，山路修筑使东西海岸连成一片，促进了汉族与当时少数民族的融合，对巩固台防也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广设“番塾”教育原住民儿童，使原住民接受儒家教育。为了解决马尾船厂的燃料，沈葆桢曾派人至基隆考察煤矿。巡台后，他即提出了在台湾兴办近代煤矿的主张。1875年底，沈葆桢又派人赴英购置开矿机器，开办台湾第一座西式煤矿。他还鼓励民间铸铁业的发展。为战时传递消息便利，沈葆桢还奏请朝廷架设福州——厦门——台湾的电报线路。后因诸多原因，只在台湾府城台南至安平之间架设了百里电线。其后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邮政总局，置邮轮2艘，在台闽间通邮，使台湾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地方邮政体系。
中法战争中的台湾基隆、淡水战场和福州马尾战场的我国军民相互支援，可歌可泣，在榕台军民的连击下，法军舰队司令孤拔终于没有活着走出中国的土地，因伤病而死，埋在澎湖。中法战争还给台湾和福建（福州）的关系带来一个变化，那就是台湾单独设省，但依然称福建台湾省，也并没有改变马尾船政与台湾的密切关系。
1945年，台湾光复，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出任接收台湾日本海军专员，率大批船政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跨海接受台湾，并在台湾高雄左营设立了中国海军台澎要港司令部。
此外，船政精英陈季同曾倡立“台湾民主国”，参与反割台斗争。船政在运输台湾大米以解决福建及内地诸省缺粮以及抢救台湾海峡海难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尾船政的航运为台湾蔗糖业、茶业、商贸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船政文化是联结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海峡两岸只有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体认和巩固共同的文化根基，才有助于从根本上增进海峡两岸的文化共识，增强海峡两岸同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马尾船政的遗址遗迹是福州重要的旅游资源
船政文化不但集中体现了福州的人杰地灵，也蕴涵了福州的秀美山水。从福州到闽江入海口，一路青山绵延，绿水映照。船政文化的遗址遗迹分布在闽江口沿岸，为我们发展旅游业提供了极其宝贵、丰富的旅游资源。现有的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2个（即马尾船政建筑群系列遗址和马江海战纪念馆），加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保存完好的“一号船坞”、“英国领事公馆”、“圣教医院”、“地下监狱”、“中坡炮台”，再加上雄峙闽江口的巍巍罗星塔与马尾造船厂内保存完整的“轮机车间”、“钟楼”、“绘事院”，还有长门、南般北岸炮台，这些史迹是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船政文化品牌旅游线路的重要景点，是我们树立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形象，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扩大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旅游载体。我们要抓住机遇，规划整合旅游资源，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船政文化旅游重点景观建设，旅游业就能不断地兴旺与发达起来，就能聚集人气，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深挖船政文化内涵，规划上完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突出山、海、江特色，形成集人文、生态、自然一体，具休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闽江口旅游产业带。
一、船政文化及其源流
船政文化。马尾船政包括近代造船工业、近代专业教育、近代海军海防、近代航空业等多方面的内容。在非物质层面上，船政文化是指在举办船政时所形成的教育、科技、翻译等文化活动和思想成果及其承传。
19世纪，已有二千年历史的中国封建社会日益衰弱，开始走向灭亡，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凭借“船坚炮利”的优势，其殖民贸易与统治走向全球。中国成为西方列强掠夺的重要对象。为救国图强，林则徐、魏源等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勃然兴起，成为一些清朝政府官员的“治国”方略。中国掀起了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军用和民用工业，以“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马尾船政，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1866年，左宗堂奏请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沈葆桢成为第一任船政大臣。马尾船政通过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和工程人员，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引人才、办学堂、派学生出洋留学、组建近代海军等系列活动。仅用两三年的时间，就把马尾建为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创造了诸多全国之最。1869年，造出了我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1871年，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8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艘钢壳网甲军舰；191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
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实践者，左宗棠与沈葆桢都非常重视船政学堂的建设。左宗棠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指出，设局造船，不仅是为了造船，而且是要掌握其制造和驾驶的技术。沈葆桢亦提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创办于1867年的船政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造船和航海高级人才的专科学校，也是我国第一个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教学制度的新式学堂。其先后四次派遣百多名学生出国留学，培育了严复、詹天佑、邓世昌、萨镇冰等一大批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1876年创设的电报学堂培育出我国第一代信息产业人才。1917年设立的马尾海军飞潜学校是我国第一所培训飞机和潜艇制造人才的学校。
马尾船政建造的首批舰船组建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支海军舰队，加强了福建和台湾的海防。1874年沈葆桢奉旨率领中国第一支舰队抚台，捍卫了国家主权。在1884年震惊中外的中法马江海战中福建海军临危不惧，奋勇杀敌，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慨，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孙中山赞誉马尾船政足为海军根基。
船政文化源流。马尾船政的开办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马尾船政的创立和发展所形成的船政文化根植于民族文化，特别是自强求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国近代海洋文化。由于福建（福州）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人文因素，使其在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经济、政治、文化）上长期独占鳌头，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福建（福州）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海洋文化是马尾船政及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这里我们把探讨海洋文化，特别是福州海洋文化与船政文化的关联作为考察船政文化源流的重点。
（一）发达的海洋经济。福建（福州）地区是古代中国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依山傍海，大陆岸线长达3051公里，境内山峦重叠，有闽江、晋江、九龙江和汀江四河系穿入海，其中不泛深水良港。这为船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造就了古代福建“非梯航不通”的特殊地理环境。闽江为福建流域最广的河流，上游有建溪、富屯溪、沙溪三大支流。福州位于东海之滨，闽江之口，福州以海闻名，也因海而载入史册。《山海经》称“闽在海中”，福州自古就是闽都，福州古城“越王城”亦在“大泽中”，四面皆江水，为海岸大湾坞。通过闽江上游，福州可内通闽西北，由闽江出海，北上可通闽东、进东海、入中原，南下可连闽南漳、泉，通广东，进南洋。东汉时，东冶（福州港）已成为南北海上航运中转枢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唐时，福州已成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市之一。宋元时，福建成为中国最大的航运和贸易中心，福州与泉州航运和贸易发达，特别宋未元初的泉州成为世界两个最大港市之一。明时，福州成为中国国际运洋航运中心。明初郑和下西洋把中国远洋活动引向高潮，福州太平港（马江）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福州也成为明代朝贡贸易中心。明朝，福建地区还出现重要国际贸易港口——漳州月港，明末清初，厦门港迅速发展并取代月港成为中外闻名的海外贸易中心。泉州港、漳州月港、厦门港都有兴衰乃至替代，而作为闽都的福州，自东汉以来，无论唐、宋、元、明及清各朝代都是福建也是中国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海洋经济在福建（福州）拥有重要地位。“海者，闽人之田也”（顾炎武），“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主”、“东南之利，在水不在陆”（左宗棠）。发达的航运和贸易，使闽人视异域为门庭，来去自如。有如清代闽南人蓝鼎元所言：“宇内东南诸省皆滨海，形势之雄以闽为最……，全闽九郡一州，以福州为省城，兴、泉、漳在其南……皆滨于海……大海汪洋，万里无际，江浙、登莱、关东、天津，视若户庭；琉球、吕宋、苏禄、噶喇吧、暹罗、安南诸番，若儿孙环绕膝下，气象雄状，非他省可伦比”
（二）丰富发达的海洋文化（科技与人文）。与古代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相适应，福建（福州）拥有独占鳌头的海洋科技和独树一帜的海洋人文。先秦时的闽越人以习水善舟著称。他们或“处溪谷之间”，或滨于“东海之陂”（《国语•越语》），“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福建（福州）造船技术超群，自古就是远洋船的制造中心，福州长乐别称吴航头，就缘于“吴王夫差曾造船于此”，“吴以会稽南部都尉属设建安郡，置典校尉，集结谪徒者在此造船”（260年），“吴帝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造船于此”（274年）。晋代在连江设置专营船舶制造的“温麻船屯”。唐代福建造的船容积大，可运米数千石。宋、元、明时期，福建造船业及其技术在全国首屈一指。宋使船多为福船或按福船建造。“浙亦用福船耳，若浙中去闽造船，此固可为彼地张本也，如浙中自为造成，必往闽中买料”、“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明时福州是抗倭战舰、使船、册封船的制造基地。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驻泊基地，也是其使船的制造和修养基地。明代福建造船技术日臻成熟，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分工合作的造船技术队伍。“漳匠善制造，凡船之坚致赖之；福匠善守成，凡船之格式赖之。”福建（福州）的航海技术也极为出色，拥有众多高超航海技术的航海家，自古就是篙工船师的选拔地。先秦时闽人就“善于用舟”。东晋左思的《吴都赋》称：“篙工楫师，造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北宋遣使航海去高丽时是“先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这里当然也包括招募航海海员。明洪武25年，朱元璋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又“三十六姓多闽之河口人”（河口为今福州台江一带）。明永乐，福州长乐成为郑和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其间招募了大量福建航海技术人员，“选取驾船民梢中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其中有许多人因表现出色，而受封升迁。为后人悉知的有：宋末提举泉州市舶使蒲寿庚的后人蒲日和，因深知海外之事，下西洋有功被加封泉州卫镇抚；福清人林贵为郑和船队的“阴阳官”，五次随郑和下西洋，专门负责观察记录天文气象、日月星辰变化情况。郑和下西洋驻泊福州长乐，进一步使福州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成为远洋海船制造中心和远洋航海技术传播中心。郑和船队流传下的《指南广义》在康熙癸亥年曾为闽人舵工携往琉球，赠送给琉球舵工。
丰富的海洋人文：海洋宗教、海洋意识、海洋精神。福建海神众多，海神信仰特别是妈祖信仰盛行。这些信仰使海神成为福建航海者的“保护神”——冒险行为的精神之柱。古代福建（福州）人对海洋认识较为深刻，尤其是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极为深刻，福建（福州）人总是尽其所能地开发利用海洋。“海者，闽人之田也”就是一个重要表现。余善“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则是体现古代闽人的海洋政治意识。在古代福州海洋意识中，海是人们的生存、发展、避难之道之所。福州海洋文化除了“开放性、外向性、冒险性和崇高性”等共性外，还有多元性、兼容性、开拓性等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在人文精神上表现为：“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四海为家”的开拓进取精神，“以海为田”、“崇尚商贾”、“师夷长技”的务实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精神。
（三）突出的海洋军事与政治。与福建（福州）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地位相对称的是其悠久而突出的海洋军事与政治地位。福建海洋军事与政治在中国海洋军事与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福建背山面海，闽人自古就“习于水斗”，历代中原王朝入主福建，攻略福州，大都经由海路，海战是必不可少。此外中原王朝经略台湾，也大都以福建为基地，从公元230年，孙权遣将“浮海求夷洲”、隋朝炀帝遣陈棱“击琉球”，到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及清康熙统一台湾皆无例外。若如《明史》所言，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和目的：“成祖英惠帝之海外，俗踨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强”，那郑和下西洋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远的海洋军事与政治活动，而福州就是这一活动的基地。
明以后，人类逐步进入海洋世纪，海洋经济与军事日趋重要，国家的海洋政策成为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海者，闽人之田也”，国家对海洋开与禁的政策无不直接关系福建的兴衰。从历史上看，福建（福州）优越的海洋环境、发达的海洋经济与福建人高超的海洋技能及积极的海洋精神无不成为封建帝王和地方统治者制定海洋经济与军事政策的重要基础。春秋战国，长乐吴航，“吴王夫差曾造船于此”（吴航因此而得名），三国“吴帝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造船于此”，唐初泉州（福州）刺史兼都督王义童把招抚福州“泉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作为振兴福建经济的主要措施。晚唐五代闽王王审知延续王义童的政策，在福州招海上蛮夷商贾发展海外贸易。宋、元、明使船多为福船或按福船造。明初朱元璋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今往来朝贡”，三十六姓多闽河口（福州台江）人。明永乐郑和以长乐为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清康熙统一台湾都以福建为基地。从结果来看，这些政策措施都取得成效，都促进古代福建（福州）海洋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也进一步促进福建（福州）人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清末闽浙总督左宗棠认为：“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主”，“东南之利在水不在陆”。这应是其对福建历史与现实考量的结果。可以说，福建（福州）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发达的海洋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科技与人文）的历史与现实，正是船政这一海洋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活动所必需的，也正是左宗棠设船政于马尾的重要原因。船政在福州创办，也极大地促进了福建特别是福州海洋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人文的丰富和发展，使船政文化成为特定历史中福州海洋文化最直接的表现。船政文化对“民族自强的爱国创业精神，海纳百川的开拓开放精神，勇于攀高峰的科技创新精神”承传，使其成为福州近代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的文化。
二、船政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是福州人民心中的历史骄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船政文化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过渡时期所产生的文化现象。作为福州地域文化，她基于马尾船政的开办（即洋务实业的兴办），基于封建统治末期的一种全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并由一批目光敏锐、思想先进、胸襟开阔的“先进人物”倡导，引进“西学”，从而形成一股新思想和新文化。船政文化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型企业的发轫与发展，造就出新一代“开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昭示了封建传统文化的没落，催生出新世纪的维新思想、改良实践以及革命运动。船政文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号角，成为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大纛。作为闽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船政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马尾船政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发端
1、马尾船政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设备最完善的造船工业基地，中国海军航空事业的发源地
船政从1866年正式破土动工，到1867年7月，厂房大体建成，机器设备基本安装到位。到1875年，经过近十年间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成为当时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工业基地。
在清朝末年，船政共造兵商轮船44艘，居当时国内各船厂之首，占该时期全国的造船厂造船总数的40%以上。船政所造舰船共4.7万余吨，其中军用舰船3.86万吨，占该时期国生产军用舰船总排水量的60%以上，为中国海军的建设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869年6月，船政建造的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近代兵舰——“万年清”号运输船下水。9月，出海试船。10月，驶抵天津，经验检合格。“万年清”号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和驾驶，它的启航，打破了国内保守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种种责难和攻击；它的成功，是船政乃至中国近代造船业新的起点。
1871年，船政自行制造出第一台船用蒸汽机（双汽缸竖式）。该机580马力，被装配到船政制造的第5艘“安澜”号上，性能超过此前从国外购回的蒸汽机。
到1875年，船政共造出16艘木壳舰船，总排水量1.74万余吨。其中，最大的为“扬武”号巡洋舰，排水量1560吨，主机1130马力，航速12节，安炮11门，其中最大的炮重6吨，弹重68公斤。该舰具有较强的海上作战能力，后来成为福建海军旗舰。
1874年，船政聘用的大部分外籍人员合同期满回国。此后，船政的造船业务主要由船政学堂毕业生承担。
1876年，由船政学堂毕业生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年等自行设计的“艺新”号制造成功。这表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行制造舰船。1877年，船政制造出第一艘铁肋木壳军舰——“威远”号。这表明船政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进步。1883年，船政建成了第一艘铁肋木壳巡洋舰——“开济”号。该舰由船政留欧回学生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陈兆翱、魏瀚、郑清濂等监造。这标志着船政的造舰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1899年，船政制造成功钢甲巡洋舰“龙威”号（次年编入北洋海军后改为“平远”号），该舰不用一洋员洋匠，脱手自造，完全是由中国员工制成。其性能和质量均超过以往船政所造各舰船，也优于同期从国外所购同类军舰。该舰在甲午海战中虽多次被敌炮击中而未造成重大损伤，经受了战火考验。“龙威”号是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艘铁甲舰，代表了清末中国舰造业的最高水平。
到了民国时期，马尾船政改称海军马尾造船所，仅为海军建造了2艘190吨的浅水炮舰——“海鸿”号和“海鹄”号，主要任务是为海军修理舰艇。抗战期间，马尾造船所制造了大批水雷，供海军布雷队在江海布放，痛击了敌伪舰船，为夺取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
马尾船政也是中国海军航空事业的发源地。福州船政局于1918年设立飞机制造工程处，是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由留美回国的巴玉藻、王孝丰、王助、曾贻经主持。到1913年该处（1923年改称海军制造飞机处）迁往上海止，在马尾期间共研制出7种型号，共17驾海军飞机。这是中国海军航空兵的第一批国产飞机，为中国海军航空事业填补了空白。上述飞机在国内一流在国际上也受到好评。
2、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和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军事院校
从1866年创办求是堂艺局（后改为船政学堂）始，到抗战期间马尾沦陷止，先后有船政前学堂、船政后学堂、艺圃、海军学校、海军制造学校、海军飞潜学校、海军艺术学校、海军航空教练所、海军陆战队讲武堂、海军练营教育机构在马尾开办。马尾的海军教育机构共培养了海军军官和科技人员1100多名，培训的海军专业士兵至少有5000多名。清史稿记载：“船政学堂成就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
船政前学堂培养海军造船技术人才，后学堂造就海军驾驶和轮机军官。学生在校可以学到先进的制造和航海、轮机操作技术，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经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工厂和海上的实习。前后学堂引进西方教育模式，设有造船、造机、驾驶、管轮、电报、测绘等专业。各专业都有比较完整的教学课程体系，打破了封建教育的传统模式，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是一所按技术分设专业的近代高等院校。
船政学堂还是中国近代首创留学生教育制度的高等学府。早在1875年，沈葆桢选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人随法人监督日意格到法、英学习驾驶。从1877年起，船政学堂就开始选送优秀学生赴欧美留学。1881年、1886年、1896年船政学堂又继续分批派出留学生。从马尾各学校派出的留学生共240名。学习的课目主要有舰船驾驶、造船工程、军械制造、海军战术、国际法、海图测绘等。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部分为中国海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船政学堂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产学一体、多元结合的教育机构。监督既管学堂，又管工厂；教习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学生“手脑并用，技艺斯通”。这种厂校一体化的办学体制，是产学研结合的高级形式；船政学堂也是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于一炉，集多元教育于一体的院校。
船政学堂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她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突破了“中学西用”的框框；如严复、王寿昌、林纾、马建忠等，她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去，陈季同就是杰出的一位。他以法文翻译《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使“西国文学之士，无不折服”。
船政学堂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造就了一批急需的人才。培养了近代的驾船、驾舰人才，提供了海军主力舰队的骨干力量，如“定远”管带刘步蟾、“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扬威”管带林颖启等，诞生了一批中国近代海军的高级将领，如叶祖珪任北洋水师总兵，黄钟瑛、刘冠雄、萨镇冰都任过民国海军总长。船政学堂为增强海军技术装备力量奠定了人才基础，如魏瀚、陈兆翱、郑清濂等人。船政学堂为我国近代工业特别是船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船政学堂的办学方针、办学规模和教育体系成为当时中国创办近代教育的蓝本，如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而且船政学堂的很多教师和毕业生被派到上述这些学堂去担任要职，如吴赞诚筹办天津水师学堂，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谢葆璋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魏瀚任广东水师鱼雷学堂总办，叶祖珪任南洋水师学堂督办等等。船政学堂为各地办学提供了榜样，输送了人才，难怪李鸿章会说“闽堂是开山之祖”。
3、船政精英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船政学堂培养了一代精英，形成了一个具有爱国思想，能奋斗自强、眼光敏锐、思维方式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近代的风云人物，是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铁路之父、军事将领和民族英雄。
中国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是船政第一届留英学生。他是毛泽东列举的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四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先后4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在天津水师学堂前后任教20年。甲午战争后，他痛感民族危亡日重，开始探索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寻找救国道路。他提倡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批判“君权神授”，提出“天赋人权”。1898年，译作《天演论》正式出版，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主张变法革新，建立君主立宪制，震动了整个思想界，也影响了毛泽东、胡适、鲁迅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名人。
罗丰禄：清末著名外交家、翻译家，口操五国语言，他也是清廷选派的第一届赴欧留学生，在英国伦敦琴士官学学习期间兼任清朝驻德公使馆、驻英公使馆翻译；学满回国后，充当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兼翻译。曾在德参加李鸿章与俾斯麦的会见。在英国，谒见维多利亚女王，任过清廷驻英、意、比三国钦差大臣；在美国，他还与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深谈交为挚友。
陈季同，船政第一届留法学生，清末外交家、文化使者。他在欧洲留学期间，进入巴黎政治学堂修习公法、律例，同时又在中国驻英、法、德等国使馆任职，成为当时欧洲外交界的活跃人物，经常出没欧洲上层社会沙龙。他将中国文化、文学直接传播给西方读者，也将西方现代文学、政治、法律观念引入中国，著有《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娱乐》等。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割让台湾，他参与筹划成立台湾民主国，后失败内渡福建，并在上海创办维新刊物《求是报》，译介西方著作，倡议女学。
詹天佑，中国铁路之父，是清廷1872年留美幼童之一。他于18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修铁路工程。1905年，被委任为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次年升任总办。他以惊人的毅力，攻克险峻的关沟段，凿通号称天险的八达岭隧道，解决青龙桥坡道难题，提前二年建成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周恩来曾赞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人的光荣”。
此外，船政精英还有造船专家魏瀚、郑清濂、吴德章、汪乔年、刘懋勋；轮机专家陈兆翱、杨廉臣、李寿田、陈兆锵；矿务专家林日章、林庆升、池贞铨等；王寿昌、陈寿彭、郑守箴等翻译家以及海军高级将领萨镇冰、黄钟瑛，中法马江海战英烈吕翰、许寿山，中日甲午海战英烈邓世昌、林永升等。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科技和国防事业的发展上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马尾船政在抵御外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军的是马尾船政生产的舰船组成的海军舰队。1874年2月，日本政府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无视中国主权，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兵“征台”。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去台湾办理台务。从同治五年沈葆桢主事马尾船政至同治十六年六月沈葆桢任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止，八年中马尾船政共造船15艘，拨给外省3艘，留下12艘，加上向国外购买的6艘，共18艘，组成了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各舰的管带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日本侵略者迫于福建海军的力量，“不得大逞于台，遂罢兵归”。这是近代中国海军舰队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势力入侵台湾的军事行动。它遏制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迫使侵台日军同清政府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了从台湾撤军的协议——《中日台事专条》。日本被迫撤军，腐败的清政府却承认日本“保民义举”，偿付给白银50万两。
在中法马江海战中英勇抗敌的是马尾船政的将士们。中法战争虽因清政府妥协退让而惨败，但不能因此否认船政学堂师生的历史作用。当时福建水师21艘舰船有14艘是福建船政建造的，舰船全部管驾人员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船政各厂工匠也“均着力于办防，赶制水雷、炮弹、炮架等事”，以支持抗法战争。当时，布防在马尾的福建水师有11艘兵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法军。但是船政水师官兵却能奋起抵抗。“福星”号着火，管带陈英毫无惧色，力战不退，声称“男儿食禄，当以死报，今日之时，有进无退”，举头跳入火海。“英美观者均称叹不已！”旗舰“扬武”号中弹被焚时，士兵在船身迅速下沉的危险时刻，还用尾炮“坏其坚船，伤其大将。”吕翰、许寿山、叶琛、林森林、梁梓芳等管带也都英勇奋战，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慨。
由于清朝腐败无能，福建水师在此役全军覆没，死亡近千人，列入名册的736人，写下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最为惨烈的一页。
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英勇抗战的主力也是来自福建船政。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主力舰虽多购自英、德，只有“平远”号是船政制造的。但是，支援北洋舰队的船舰多数是船政制造的，如南洋水师派去有“开济”、“镜清”、“寰泰”和“福靖”四船，广东派去的“广甲”、“广乙”、“广丙”等舰船都是由福建船政生产和制造的。更重要是北洋水师舰船的管带和多数副管带是由船政学堂培养的，他们不怕牺牲，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慨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北洋舰队在黄海之战中，勇搏强敌，自午至酉，力战5个小时，迫使日舰先狼狈逃遁，日本未能实现聚歼北洋的侵略计划，军中营副将“致远”管带、船政学生邓世昌命舰开足马力冲撞日舰“吉野”时中雷舰沉，“犹直立水中，奋掷詈敌。”船政学生、左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在提督丁汝昌受重伤后，督阵指挥，变换进退，发炮伤敌督船，“以寡敌众，转败为攻”，在威海船中弹沉没，“遂仰药以殉”，壮烈殉国。在这次海战中，船政学生壮烈牺牲的还有：“经远”管带副将林永升，“超勇”管带副将黄建動，“扬威”管带参将林履中等人。船政制造的“平远”舰在都司、船政学生李和管带下，与主力舰并驾齐驱，屡受巨弹，船身并无损裂。据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考证，参战12舰有舰长14人，其中至少有10人是马尾船政学堂第一期同班同学。
民国建立后，1929年，专设马尾要港司令部。1941年4月，日军第一次侵犯马尾，中国海军各部进行了顽强抵抗。马尾沦陷后，马尾要港司令部改为闽江江防司令部，率领海军部队退往闽江上游继续抗战，并于同年9月收复马尾。1944年10月，日军二次侵犯福州，中国海军再次在长门、马尾顽强抗击敌军。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以马尾为前进基地，渡海收复被日军侵占的厦门、澎湖、台湾，洗去国耻，维护了中国的海洋主权。
（三）马尾船政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马尾船政与台湾的关系，当首推沈葆桢两次巡台加强台湾海防以及对台湾近代化作出的伟大功绩。在巡台期间，沈葆桢模仿淮楚军营制，整顿营伍，招募练勇，加强了在台湾陆军的战斗力。同时他要求马尾船政完成五年造船计划后继续造船，因为“多造一船，则愈精一船之功”，同时，他还计划自制铁甲船，在条件不允许情况下，他又奏请朝廷借银向外国购买。在台湾，沈葆桢先后在安平修建安平大炮台，在凤山县修建东港炮台和旗后炮台，在澎湖改建妈祖宫炮台，新竹大城北炮台，在基隆和沪尾也分别修筑炮台。安平炮台建成后，他在城门上手书“亿载金城”四个大字，表明了其不可动摇的驱倭卫国之决心。沈葆桢还派出船政官员张斯桂，带领船政学生（严复等）走遍全台湾，绘制台湾地图。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奏请朝廷“宜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得到朝廷同意，移巡抚驻台虽然是清政府为应付海疆危机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措施，但客观上为推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加快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沈葆桢还上奏请朝廷在艋增设台北府，在台南琅峤置恒春县，在台北增设淡水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这样，合原来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为八县。同时，移设鸡笼、卑南、埔里社三厅，合原来澎湖厅为四厅。行政体制改革，加强了政府管理的力度，为台湾建省打下了基础。著名学者连横如此评价道：“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连横《台湾通史•沈葆桢列传》商务印书局，1983年第2版）在台期间，沈葆桢于1875年1月奏请朝廷废除了严禁内地人民渡台和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还派人至厦门、汕头、香港等处招募志愿者奖励耕垦；他们带去了先进的农具、先进的耕作方法和大批优质种苗，促进了台湾的农业大发展。自1875年，沈葆桢还调19个营兵力，历时10个月，分南北中三路在台湾修路计859里，山路修筑使东西海岸连成一片，促进了汉族与当时少数民族的融合，对巩固台防也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广设“番塾”教育原住民儿童，使原住民接受儒家教育。为了解决马尾船厂的燃料，沈葆桢曾派人至基隆考察煤矿。巡台后，他即提出了在台湾兴办近代煤矿的主张。1875年底，沈葆桢又派人赴英购置开矿机器，开办台湾第一座西式煤矿。他还鼓励民间铸铁业的发展。为战时传递消息便利，沈葆桢还奏请朝廷架设福州——厦门——台湾的电报线路。后因诸多原因，只在台湾府城台南至安平之间架设了百里电线。其后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邮政总局，置邮轮2艘，在台闽间通邮，使台湾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地方邮政体系。
中法战争中的台湾基隆、淡水战场和福州马尾战场的我国军民相互支援，可歌可泣，在榕台军民的连击下，法军舰队司令孤拔终于没有活着走出中国的土地，因伤病而死，埋在澎湖。中法战争还给台湾和福建（福州）的关系带来一个变化，那就是台湾单独设省，但依然称福建台湾省，也并没有改变马尾船政与台湾的密切关系。
1945年，台湾光复，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出任接收台湾日本海军专员，率大批船政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跨海接受台湾，并在台湾高雄左营设立了中国海军台澎要港司令部。
此外，船政精英陈季同曾倡立“台湾民主国”，参与反割台斗争。船政在运输台湾大米以解决福建及内地诸省缺粮以及抢救台湾海峡海难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尾船政的航运为台湾蔗糖业、茶业、商贸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船政文化是联结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海峡两岸只有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体认和巩固共同的文化根基，才有助于从根本上增进海峡两岸的文化共识，增强海峡两岸同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马尾船政的遗址遗迹是福州重要的旅游资源
船政文化不但集中体现了福州的人杰地灵，也蕴涵了福州的秀美山水。从福州到闽江入海口，一路青山绵延，绿水映照。船政文化的遗址遗迹分布在闽江口沿岸，为我们发展旅游业提供了极其宝贵、丰富的旅游资源。现有的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2个（即马尾船政建筑群系列遗址和马江海战纪念馆），加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保存完好的“一号船坞”、“英国领事公馆”、“圣教医院”、“地下监狱”、“中坡炮台”，再加上雄峙闽江口的巍巍罗星塔与马尾造船厂内保存完整的“轮机车间”、“钟楼”、“绘事院”，还有长门、南般北岸炮台，这些史迹是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船政文化品牌旅游线路的重要景点，是我们树立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形象，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扩大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旅游载体。我们要抓住机遇，规划整合旅游资源，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船政文化旅游重点景观建设，旅游业就能不断地兴旺与发达起来，就能聚集人气，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深挖船政文化内涵，规划上完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突出山、海、江特色，形成集人文、生态、自然一体，具休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闽江口旅游产业带。
作者：福州市社科联课题组 责任编辑：肖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