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海洋文化与福州精神
2008-11-30 20:48:52
区域人文精神是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福州精神是指福州的人文精神。福州位于东海之滨，闽江之口，福州以海闻名，也因海而载入史册。《山海经》称“闽在海中”。福州自古就是闽都，福州古城“越王城”亦是处“大泽中”，四面皆江水，为海岸大湾坞。福建（福州）古人便“以船为车，以舟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东汉时，东冶（福州港）已成为南北海上航运中转枢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魏晋六朝时，“永嘉南渡”、“八姓入闽”，中原汉族与闽越族日益融合。唐时，福州已成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市之一。 “海者，闽人之田也”。福州人可谓是中国海洋之子，福州海洋精神是福州最有特色乃至最重要的人文精神，本文就从福州海洋文化的特质及其在福州上层历史人物和基层社会大众的体现即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来探讨福州精神的基本内涵。
一、福州海洋文化的特质
（一）海洋文化的概念与特征
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互动中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的海洋设施、海洋产品和精神的海洋意识、海洋精神、海洋知识、海洋艺术、海洋民俗及海洋制度等。从不同角度看，海洋文化有不同特征。我们从人类与海洋互动的场域、环境、内容等方面来看海洋文化的共性。
1、开放性。海洋文化活动场域（海洋）是开放的，它对所有具有一定能力与技术的活动主体开放。这也使海洋活动主体多元化，多元化主体带来多元化的文化，容易形成多元并存（兼容）的海洋文化格局。这些多元化的活动主体在长期互动中，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对各种文化进行取舍整合，进而容易形成开放的文化心理和宽容的文化性格。
2、冒险性。海洋文化活动环境是恶劣多变的。这种环境使海洋活动具有较高的冒险性和开拓性的特征，这容易使活动于其中的人们形成攻难克险，不断开拓进取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容易使其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和居安思危的文化性格。
3、商业性。海洋活动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直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如海洋渔业；另一方面是利用海洋交通优势从事商业，为充分开发利用海洋和陆地资源提供中介服务。当人类有了剩余产品时，海洋贸易就成为人类海洋活动的重要内容。
（二）福州海洋文化的特质
海洋文化具有共性，但因地理环境、风俗民情、民族性格、价值取向等不同，不同国家、地域的海洋文化有不同的差异，即使是共性也有强弱的不同。福州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开放性、冒险性、商业性，还具有多元性、兼容性及开拓性。
多元性与兼容性。古代福州人口中原住民不多，许多福州人是唐宋时期从中原迁移而来的移民，福州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移民社会。福州海洋文化具有极强的海洋性特征。它吸收了中原移民的农耕文化（儒家文化）和移民文化，集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与开拓性、崇商性于一体。福州的海洋文化具有传统儒文化中重教及重家庭的特征。首先重教育。作为闽都，福州很好地吸取了中原文化中重教的精华。福州在宋代程朱理学兴盛之时，福州的读书风气浓厚。福州在古代科举上出色表现就是一个体现。其次，重家庭、家族的特性。经过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化的发展，福州人仍有很强的家族观念。福州人大都知道自己的祖上是从中原何地迁移而来。福州的传统宗族意识和宗族文化比北方地区更加普遍和深厚。其原因在于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压力。一是迁移带来的人文环境的变化和压力，特别是迁入地居民的包围和歧视（至少是异视）。在这种环境下，迁徙者必须依赖自身原有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强化自身的群体凝聚力，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方能在严峻的环境挑战下生存、竞争和发展。这使传统的宗族、地缘观念得以强化。二是恶劣多变的自然（海洋）环境压力。海洋环境最大的特征就是变化，不确定性、难以控制、风险高。在海上行船风险自不必多言，在岸上也必须面对比中原更多的水灾（海潮）、风灾尤其是台风，其灾害完全就是“天有不测风云”。福州地区每年的5-11月都要经受台风的考验。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中生存的人们必须居安思危、必须依靠团体、依靠家族、村庄等共同体的力量，“同舟共济”才能获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和以地缘为纽带的乡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共同体。这种海洋环境使因移民而强化的传统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定居后得以保留甚至得以强化。这是沿海地区的移民的宗族观念、地缘观念及“根”意识，比山地、平原地区移民更强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移民社会所具有的开拓性的文化特征也因海洋环境而保留乃至强化，这进一步强化了福州海洋文化的开拓性。
福州海洋文化的多元性与兼容性、开拓性还表现在其多元化的宗教上。在福州民间，除了传统的道教，不仅有域外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宗教，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地方民间信仰。福州的佛教在魏晋时流传，城北的绍因寺，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是福州最早的佛教寺院。至宋，福州佛教大盛。宋人黄干言：“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 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福州穆斯林建起了福州唯一的伊斯兰教寺院——清真寺。“真教寺在安泰桥下，俗呼礼拜，色目人礼拜诵经于此。回朝初建，嘉靖内毁，重建”。天主教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由意大利人艾儒略传入福州。天主教在福州的传播较为顺利。“教堂和信徒日益增多，自不待言，即使是许多高官子弟，也纷纷受洗入教，福清叶向高官居一品，以首辅之尊，竞也允许他的两孙子，一个曾孙和一个孙媳入教”。清康熙后，天主教经历了120年禁教，至光绪年间，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摩尼教在唐会昌年间（841-846年）传入福建，宋元时，福州成为全省摩尼教的活动中心。宋朝在大中祥符九年（1010）和天禧三年（1019），两次下敕，允许福州取摩尼经颁入《道藏》经。福州地方民间信仰丰富多彩。其中海神信仰极多，在福州民间除了妈祖信仰外，还有临水夫人、陈文龙、拿公、龙神、蛇神、螺女、演屿、大亭、小亭、昭应（虞雄）、照灵、肖公（水面将军肖伯轩）、晏公、白马王、蔡姑婆（懿德夫人）、通济王、水陆尊王神、巡海将军、平水尊王等各种地方海神。多元化宗教信仰特别是多种多样的海神信仰，为福州人的冒险与开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增强了海洋文化的兼容性、冒险性和开拓性。
二、福州海洋文化与福州精神
福州海洋文化的特质体现于在福州人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上，福州人的海洋性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集中反映了福州海洋文化对福州精神的影响。下面我们从福州上层社会历史人物和福州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来分析。
（一）福州上层社会（历史人物）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
海洋意识是指人们对海洋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反映了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人们的这种意识通过开发利用海洋的行为及其精神来体现。
1、古代福州历史人物：王义童与王审知
福州古代历史人物中能反映福州人的海洋意识及精神的很多，这里介绍王义童与王审知开发利用海洋的行为及其精神。
（1）王义童。唐朝建立后，置泉州都督府（治所在今福州），以王义童为泉州剌史兼都督。由东冶港发展而来的福州港，在隋唐时是闽东南最重要的港市。隋朝打击士族势力的措施和对福州、泉州地方豪强进行严厉的镇压，对福州经济社会和海外交通产生不利的影响。王义童着力恢复和发展福建，主要是恢复和发展福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史籍记载王义童招抚福州的“泉郎”，得其首领周造陵等，并授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泉郎”原指闽越孑遗的蛋民，实际上也包含了一批世代以船为家，以海运和贸易为生的沿海汉族人民。他们“往往走异域，称海商。”王义童充分利用福州“泉郎”开发利用海洋的能力、崇商传统和开拓冒险的精神，使福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唐中叶后，福州港出现了“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及“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的盛况。唐朝一直延续开放安民的海洋贸易政策。唐文忠大和八年（834年）在《疾愈德音》中言：“南海蕃舶，……深虑远人未安，税率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贡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⒅其中福建指福州。其时福州港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市之一。
（2）王审知。晚唐五代，王审知据闽时期，延续了王义童的海洋政策，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开发“甘棠港”，招海上蛮夷商贾，在福州起用张睦“领榷货务，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招来蛮夷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并增避了北通新罗，南通三佛齐、天竺的航线。
王义童与王审知海洋政策都具有开放性、开拓性和崇商性，都充分利用了福州海洋资源和福州人（“泉郎”、蛮夷商贾）的开发利用海洋的知识与能力及福州人开拓冒险等精神。可以说他们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福州人开发利用海洋的意识，崇商传统和开放开拓的海洋精神。
古代统治者对福州海洋文化（包括海洋意识与精神）的利用，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已有的研究表明：明永乐前福州发达的海洋文化（海洋设施、海洋知识、海外贸易、海外移民、海洋意识、海洋精神）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条件，是郑和下西洋始发地在福州（长乐）的重要原因。郑和下西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福州海洋文化，强化了福州人的海洋意识，开拓了福州人的视野，提高福州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崇商性、冒险性、开拓性、兼容性等特征和精神，推动福州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明、清的禁海政策都严重地制约了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迫民为海盗、倭寇。史曰：“今海贼乱闽，十有三年，初皆漳、泉百姓惯通日本者，聚众劫船，掳人取赎，……今则福州府属县，沿海奸民及省内外奸徒出海行劫，辇金归而人不敢问。浸成大患。”
2、近现代福州士子的海洋人文精神
福州士子是海洋士子。福州是一个古老的移民社会，自汉晋以来都是福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中原移民带来的农耕文化和移民文化与福州海洋文化融为一体。福州海洋文化使福州士子不仅具有追求正统教化和“忧天下之忧”的人文情怀，更有开放开拓、冒险拼搏、居安思危的海洋精神。在近现代，福州海洋文化使福州士子们具有海内外直接、广泛的互动优势，而福州士子特有的忧患进取精神使其站得高、看得远，能把握世界社会发展趋势，感知海洋威胁。当古老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时，福州士子有着比其他地方（至少比福建其他地方）士子更为迫切的变革图强的历史使命感。他们既敢于舍生取义，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又勇于面对挑战，开眼看世界，引领潮流，为近现代中国改革、维新乃至革命，披荆斩棘，奋斗不息，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文化全面进步。代表性人物有：
林则徐。近代中国爱国政治家、思想家。曾与龚自珍、魏源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有《四洲志》、《洋事杂录》、《华事夷言》等海洋著作，史学界称其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言为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时写下的名句，其被多位国家领导人引用，朱鎔基亦是其中一位）精神气概，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林则徐是福州海洋士子的精神领袖。
沈葆桢。福州船政和船政学堂创办者，沈葆桢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和精神。福建船政创造了许多第一：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祥地；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产业基地；开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之先河；中国制造肇端之地；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中国现代航空业的萌生地；创立留学生制度，派遣中国第一批留欧学生；中国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近代先进科学技术之倡首；制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国际标准（罗星塔水准零点）。以沈葆桢为代表的福州船政人物充分体现了“民族自强的爱国创业精神，海纳百川的开拓开放精神，勇攀高峰的科教创新精神”。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一大批福州籍海军将领如许寿山、林永升、董建勋、林履中、杨用霖、刘步蟾、黄乃模等在中法马江海战、中日甲午海战中奋勇抗敌、以身献国，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质和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
严复。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以首名成绩被船政学堂录取，1877年被选送英国留学。其努力探索强国之路，传播新思想，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翻译《天演论》等著作，在当时探讨救国之路的知识界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理论和政策根据。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福州船政学者还有陈季同、林纾、王寿昌等。
林旭。早年就极为关注国家命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积极开展维新运动。戊戌政变被捕后，他与其他五人被害于宣武门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行为与精神充分体现了福州士子的变革图强、以身献国的精神气概。
林觉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1911年正在日本留学的林觉民返回中国，约集许多福州籍同志参加同盟会在广州举行的武装起义。他在战斗中受伤被捕，就义时，“俯仰自如，色不少变”。其在起义前三天写的《与妻书》中表达了“以天下人为念，当以乐牺牲舍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卒不忍独善其身”、“牺牲百死而不辞”的强烈的不惜以身献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七十二烈士中，福州籍的占23位，杰出的还有：黄忠炳、方声洞、刘六符、林文、林尹民、陈与燊、陈可钧、陈更新、刘元栋等。他们大都为海外留学生，与林觉民一样有着义无反顾、以身献国的爱国豪情。
(二)福州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
海洋文化及其人文精神为人与海洋互动的产物。基层社会大众是海洋活动的主体,是海洋文化与海洋精神的创造主体，是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在古代，闽东南港市海洋社会存在“渔民、舟师、海商、官乐、游手”等阶层，这些阶层之间是开放可流动的，他们主要从事渔业生产和海洋运输与贸易以及船舶制造。应该说在古代港市社会还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侨民，他们来源于上述各社会阶层，与港市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福州海洋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舟师的地位下降，出现了大量的海员和大量的海外移民。福州也逐步发展为海员之乡和海外移民之乡。但是，基层社会大众作为与海洋互动的社会主体地位，没有改变，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人开发利用海洋的技能、意识与精神。下面我们从福州海洋民风民俗看他们的这些技能、意识与精神。
1、尊儒崇商。福州自古为福建政治、文化中心，深受正统的中原儒仕文化的影响。福州人把科举上求取功名放在重要乃至首要位置，在程朱理学兴旺之时更是如此。“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 “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明初入选《晋安风雅》的福州诗人即达264人。但是，民以食为天，而且“海者，闽人之田也”, “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主”，“东南之利在水不在陆”（左宗棠），可以说，福州人之食之利在海，在渔商，特别是海商“市舶之利最厚”（宋高宗），“珠丽大见，产于海外番夷之国，……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不止也，幸而再遂，则大富，又幸而再遂，则不胜其富矣。”因而福州社会对于商人及商业活动的态度不同于传统儒家文化观念，以海为田的福州社会不耻于言利，崇尚商贾是其典型的社会心态。何乔远在《闽书》中称：“福清背山面海，多齿，颇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四方杂处，学而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行则贾于四方矣，以其财饶他邑”。长乐、连江亦如此。“滨海有鱼盐之利，山出果实，贩四方。……有古之遗风，今变而浇漓，其健讼几与福清埒。”随着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福州的民风更加崇尚商贾。如清代闽县、侯官一带的龙湖村“土人多住永福经商，专贩炭篾”，马腾村“陈吴两姓约百余人，田地无多，土人习贸易为主”，联头村“程姓二百余户……土人又多出洋赴暹罗各处为商。”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又崇尚商贾，看似矛盾，实则反映了以海为田的福州人不默守陈规，独立开放务实的文化性格。
崇尚商贾与冒险开拓相辅相成。“行船泅水三分命”，海外贸易更是如此。海洋商业的艰难与危险，使崇尚商贸贾的福州人形成冒险开拓的性格。既便是明清海禁，“严通番禁，寸板不许下海”，“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出洋经商或移住外海岛者，以交通反叛处暂立决。”福州各海口居民仍辍耒不耕，远商海外。“琅琦作俑，外省奸徒，反从琅琦开洋。近在门户之口，遽成异国”，“嘉登里……前通倭，今又通夷，恃水洋七更船之便，贪小物三倍利之多，莫不腕绒袜，青袄皮兜，叉手坐食，耻问耕钓。”
2、四海为家的移民风尚。福州崇商尚贾与四海为家的移民风尚相伴相生。福州是著名的侨乡，自古就有海外移民的历史，而且海外移民与海外贸易一样禁而不断。改革开放以来，福州人掀起了新的移民潮。据估计，从1979年至今福州地区的跨境移民总数当超过50万人。福州四海为家的移民风尚充分体现了福州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首先，充分体现福州人充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意识。海，福州人生存发展之道之所。移民海外与淘海、“过洋贩番”一样都是福州人充分开发利用海洋、不断拓展生存发展空间的具体表现。其次，充分体现福州人“同舟共济、开拓四海”的海洋精神。福州人开拓性的海外移民是以家庭、家族、村庄为单位，通过跨海的亲缘乡缘互助网络来实现。福州人互助网络的有形载体，在原籍地就是家族与村庄，在侨居地就是家族和以乡缘为基础的社团。哪里有福州人，哪里就有福州社团。福州人在海外建立了从自然村、乡镇到县、市的各级社团。福州人跨海的互助网络使“故乡变侨乡”，使“他乡若故乡”。福州人跨海互助网络充分体现了其“同舟共济、开拓四海”的海洋精神。第三，充分体现了恋祖爱乡的祖根意识。侨乡为海外谋生者的故乡，只有外出谋生，没有祖根意识，没有侨居地与原籍地的联系，没有故乡认同，就没有真正的侨乡。福州的祖根意识体现于侨乡的跨界文化上，体现于前述的以亲缘乡缘为纽带的跨海互助网络中，体现于对祖国家乡的热爱中。广大福州籍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公益事业的建设是其恋祖爱乡的祖根意识的具体体现。
3、民间宗教信仰风行。福州宗教信仰世俗化、民间化。福州神灵信仰名目众多，可谓是丰富多彩，福州的民俗亦是五花八门，在外来者眼中，其杂乱无章，“迷信”色彩浓郁。但是，福州人尤其信仰本乡本土自造的神灵，就是外来佛神也经过本土化的再造，因此，这些信仰在当地人眼里是井井有条，自成体系的。时至今日，在福州城乡，香火缭绕的各式神坛庙宇，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种佛神用品商店，以及当地人几乎家家点灯、户户上香的情景，依然给外来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本土化的佛神，特别是本土自造的神灵，都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实际上这些信仰既是福州历史的民俗传统，更是福州人冒险开拓的精神支柱，特别是海洋冒险开拓者在恶劣多变的或异域的生存环境中，获取精神慰藉和心理平衡的良药。交织于他们精神信仰中的是直接的物质世界和世俗的实际利益。最好的例证莫过于福州人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谢神酬神民俗。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这种开拓性、功利性的精神信仰，使福州人开拓四海、走向世界，也使法轮功之类于福州难以立足、难以发展。
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技能、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源于与海洋的直接、广泛的互动，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从历史上看，他们的这些技能、意识和精神，多为上层社会所倚重。春秋战国，长乐吴航，“吴王夫差曾造船于此”（吴航因此得名），三国“吴帝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造船于此”。唐初王义童招抚福州“泉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晚唐五代王审知在福州招海上蛮夷商贾发展海外贸易；宋元明使船多为福船或按福船造。明朱元璋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三十六姓多闽河口人，河口在现在的台江。明永乐郑和以长乐为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清朝左宗棠设船政于马尾。从结果看，这些政策措施都取得成效，都推动了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福州人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的发展。
三、结论与论讨
福州文化具有多元性，从不同的角度看，福州具有不同的人文精神。福州海洋文化是福州最有特色乃至最重要的文化。福州海洋文化除了具有海洋文化的共性即开放性、冒险性和崇商性外，还具有极强的多元性、兼容性、开拓性。这些文化特性在人文精神上主要表现为：
1、“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
2、“四海为家”的开拓进取精神；
3、“以海为田”、“崇尚商贾”、“师夷长技”的务实创新精神；
4、“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精神；
5、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精神。
福州海洋文化的特性与海洋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表现。在近现代，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时，福州上层社会精英——海洋士子，就表现出极强的忧患意识、变革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表现出极强的开放开拓、务实创新的精神。可以说，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得到充分的展现。与上层社会相比，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更加强烈和持久，也更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无论是封闭锁国、还是重农抑商的政策，都难以抑制其开发利用海洋的冲动，总是在实践中表现出其特有的开放开拓、务实创新及团结自强精神。从历史上看，上层社会对福州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技能、意识和精神的开发和利用，都推动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禁海、封闭锁国、重农抑商的政策，则抑制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迫民为海盗、倭寇。
在当今，市场化、全球化时代，可谓是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21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海洋的重要性更突出，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具有实践意义。海洋是福州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环境。福州丰富发达的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是福州最重要的人文资源之一，是促进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福州开放包容、开拓进取、务实创新、团结自强的海洋精神应是福州精神的基本内容。从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角度看，福州海洋文化所特有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恋祖爱乡的“祖根意识”及“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亦应是福州精神的基本内容。
一、福州海洋文化的特质
（一）海洋文化的概念与特征
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互动中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的海洋设施、海洋产品和精神的海洋意识、海洋精神、海洋知识、海洋艺术、海洋民俗及海洋制度等。从不同角度看，海洋文化有不同特征。我们从人类与海洋互动的场域、环境、内容等方面来看海洋文化的共性。
1、开放性。海洋文化活动场域（海洋）是开放的，它对所有具有一定能力与技术的活动主体开放。这也使海洋活动主体多元化，多元化主体带来多元化的文化，容易形成多元并存（兼容）的海洋文化格局。这些多元化的活动主体在长期互动中，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对各种文化进行取舍整合，进而容易形成开放的文化心理和宽容的文化性格。
2、冒险性。海洋文化活动环境是恶劣多变的。这种环境使海洋活动具有较高的冒险性和开拓性的特征，这容易使活动于其中的人们形成攻难克险，不断开拓进取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容易使其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和居安思危的文化性格。
3、商业性。海洋活动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直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如海洋渔业；另一方面是利用海洋交通优势从事商业，为充分开发利用海洋和陆地资源提供中介服务。当人类有了剩余产品时，海洋贸易就成为人类海洋活动的重要内容。
（二）福州海洋文化的特质
海洋文化具有共性，但因地理环境、风俗民情、民族性格、价值取向等不同，不同国家、地域的海洋文化有不同的差异，即使是共性也有强弱的不同。福州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开放性、冒险性、商业性，还具有多元性、兼容性及开拓性。
多元性与兼容性。古代福州人口中原住民不多，许多福州人是唐宋时期从中原迁移而来的移民，福州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移民社会。福州海洋文化具有极强的海洋性特征。它吸收了中原移民的农耕文化（儒家文化）和移民文化，集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与开拓性、崇商性于一体。福州的海洋文化具有传统儒文化中重教及重家庭的特征。首先重教育。作为闽都，福州很好地吸取了中原文化中重教的精华。福州在宋代程朱理学兴盛之时，福州的读书风气浓厚。福州在古代科举上出色表现就是一个体现。其次，重家庭、家族的特性。经过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化的发展，福州人仍有很强的家族观念。福州人大都知道自己的祖上是从中原何地迁移而来。福州的传统宗族意识和宗族文化比北方地区更加普遍和深厚。其原因在于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压力。一是迁移带来的人文环境的变化和压力，特别是迁入地居民的包围和歧视（至少是异视）。在这种环境下，迁徙者必须依赖自身原有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强化自身的群体凝聚力，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方能在严峻的环境挑战下生存、竞争和发展。这使传统的宗族、地缘观念得以强化。二是恶劣多变的自然（海洋）环境压力。海洋环境最大的特征就是变化，不确定性、难以控制、风险高。在海上行船风险自不必多言，在岸上也必须面对比中原更多的水灾（海潮）、风灾尤其是台风，其灾害完全就是“天有不测风云”。福州地区每年的5-11月都要经受台风的考验。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中生存的人们必须居安思危、必须依靠团体、依靠家族、村庄等共同体的力量，“同舟共济”才能获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和以地缘为纽带的乡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共同体。这种海洋环境使因移民而强化的传统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定居后得以保留甚至得以强化。这是沿海地区的移民的宗族观念、地缘观念及“根”意识，比山地、平原地区移民更强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移民社会所具有的开拓性的文化特征也因海洋环境而保留乃至强化，这进一步强化了福州海洋文化的开拓性。
福州海洋文化的多元性与兼容性、开拓性还表现在其多元化的宗教上。在福州民间，除了传统的道教，不仅有域外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宗教，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地方民间信仰。福州的佛教在魏晋时流传，城北的绍因寺，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是福州最早的佛教寺院。至宋，福州佛教大盛。宋人黄干言：“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 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福州穆斯林建起了福州唯一的伊斯兰教寺院——清真寺。“真教寺在安泰桥下，俗呼礼拜，色目人礼拜诵经于此。回朝初建，嘉靖内毁，重建”。天主教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由意大利人艾儒略传入福州。天主教在福州的传播较为顺利。“教堂和信徒日益增多，自不待言，即使是许多高官子弟，也纷纷受洗入教，福清叶向高官居一品，以首辅之尊，竞也允许他的两孙子，一个曾孙和一个孙媳入教”。清康熙后，天主教经历了120年禁教，至光绪年间，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摩尼教在唐会昌年间（841-846年）传入福建，宋元时，福州成为全省摩尼教的活动中心。宋朝在大中祥符九年（1010）和天禧三年（1019），两次下敕，允许福州取摩尼经颁入《道藏》经。福州地方民间信仰丰富多彩。其中海神信仰极多，在福州民间除了妈祖信仰外，还有临水夫人、陈文龙、拿公、龙神、蛇神、螺女、演屿、大亭、小亭、昭应（虞雄）、照灵、肖公（水面将军肖伯轩）、晏公、白马王、蔡姑婆（懿德夫人）、通济王、水陆尊王神、巡海将军、平水尊王等各种地方海神。多元化宗教信仰特别是多种多样的海神信仰，为福州人的冒险与开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增强了海洋文化的兼容性、冒险性和开拓性。
二、福州海洋文化与福州精神
福州海洋文化的特质体现于在福州人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上，福州人的海洋性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集中反映了福州海洋文化对福州精神的影响。下面我们从福州上层社会历史人物和福州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来分析。
（一）福州上层社会（历史人物）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
海洋意识是指人们对海洋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反映了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人们的这种意识通过开发利用海洋的行为及其精神来体现。
1、古代福州历史人物：王义童与王审知
福州古代历史人物中能反映福州人的海洋意识及精神的很多，这里介绍王义童与王审知开发利用海洋的行为及其精神。
（1）王义童。唐朝建立后，置泉州都督府（治所在今福州），以王义童为泉州剌史兼都督。由东冶港发展而来的福州港，在隋唐时是闽东南最重要的港市。隋朝打击士族势力的措施和对福州、泉州地方豪强进行严厉的镇压，对福州经济社会和海外交通产生不利的影响。王义童着力恢复和发展福建，主要是恢复和发展福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史籍记载王义童招抚福州的“泉郎”，得其首领周造陵等，并授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泉郎”原指闽越孑遗的蛋民，实际上也包含了一批世代以船为家，以海运和贸易为生的沿海汉族人民。他们“往往走异域，称海商。”王义童充分利用福州“泉郎”开发利用海洋的能力、崇商传统和开拓冒险的精神，使福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唐中叶后，福州港出现了“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及“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的盛况。唐朝一直延续开放安民的海洋贸易政策。唐文忠大和八年（834年）在《疾愈德音》中言：“南海蕃舶，……深虑远人未安，税率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贡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⒅其中福建指福州。其时福州港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市之一。
（2）王审知。晚唐五代，王审知据闽时期，延续了王义童的海洋政策，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开发“甘棠港”，招海上蛮夷商贾，在福州起用张睦“领榷货务，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招来蛮夷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并增避了北通新罗，南通三佛齐、天竺的航线。
王义童与王审知海洋政策都具有开放性、开拓性和崇商性，都充分利用了福州海洋资源和福州人（“泉郎”、蛮夷商贾）的开发利用海洋的知识与能力及福州人开拓冒险等精神。可以说他们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福州人开发利用海洋的意识，崇商传统和开放开拓的海洋精神。
古代统治者对福州海洋文化（包括海洋意识与精神）的利用，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已有的研究表明：明永乐前福州发达的海洋文化（海洋设施、海洋知识、海外贸易、海外移民、海洋意识、海洋精神）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条件，是郑和下西洋始发地在福州（长乐）的重要原因。郑和下西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福州海洋文化，强化了福州人的海洋意识，开拓了福州人的视野，提高福州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崇商性、冒险性、开拓性、兼容性等特征和精神，推动福州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明、清的禁海政策都严重地制约了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迫民为海盗、倭寇。史曰：“今海贼乱闽，十有三年，初皆漳、泉百姓惯通日本者，聚众劫船，掳人取赎，……今则福州府属县，沿海奸民及省内外奸徒出海行劫，辇金归而人不敢问。浸成大患。”
2、近现代福州士子的海洋人文精神
福州士子是海洋士子。福州是一个古老的移民社会，自汉晋以来都是福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中原移民带来的农耕文化和移民文化与福州海洋文化融为一体。福州海洋文化使福州士子不仅具有追求正统教化和“忧天下之忧”的人文情怀，更有开放开拓、冒险拼搏、居安思危的海洋精神。在近现代，福州海洋文化使福州士子们具有海内外直接、广泛的互动优势，而福州士子特有的忧患进取精神使其站得高、看得远，能把握世界社会发展趋势，感知海洋威胁。当古老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时，福州士子有着比其他地方（至少比福建其他地方）士子更为迫切的变革图强的历史使命感。他们既敢于舍生取义，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又勇于面对挑战，开眼看世界，引领潮流，为近现代中国改革、维新乃至革命，披荆斩棘，奋斗不息，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文化全面进步。代表性人物有：
林则徐。近代中国爱国政治家、思想家。曾与龚自珍、魏源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有《四洲志》、《洋事杂录》、《华事夷言》等海洋著作，史学界称其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言为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时写下的名句，其被多位国家领导人引用，朱鎔基亦是其中一位）精神气概，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林则徐是福州海洋士子的精神领袖。
沈葆桢。福州船政和船政学堂创办者，沈葆桢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和精神。福建船政创造了许多第一：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祥地；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产业基地；开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之先河；中国制造肇端之地；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中国现代航空业的萌生地；创立留学生制度，派遣中国第一批留欧学生；中国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近代先进科学技术之倡首；制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国际标准（罗星塔水准零点）。以沈葆桢为代表的福州船政人物充分体现了“民族自强的爱国创业精神，海纳百川的开拓开放精神，勇攀高峰的科教创新精神”。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一大批福州籍海军将领如许寿山、林永升、董建勋、林履中、杨用霖、刘步蟾、黄乃模等在中法马江海战、中日甲午海战中奋勇抗敌、以身献国，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质和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
严复。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以首名成绩被船政学堂录取，1877年被选送英国留学。其努力探索强国之路，传播新思想，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翻译《天演论》等著作，在当时探讨救国之路的知识界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理论和政策根据。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福州船政学者还有陈季同、林纾、王寿昌等。
林旭。早年就极为关注国家命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积极开展维新运动。戊戌政变被捕后，他与其他五人被害于宣武门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行为与精神充分体现了福州士子的变革图强、以身献国的精神气概。
林觉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1911年正在日本留学的林觉民返回中国，约集许多福州籍同志参加同盟会在广州举行的武装起义。他在战斗中受伤被捕，就义时，“俯仰自如，色不少变”。其在起义前三天写的《与妻书》中表达了“以天下人为念，当以乐牺牲舍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卒不忍独善其身”、“牺牲百死而不辞”的强烈的不惜以身献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七十二烈士中，福州籍的占23位，杰出的还有：黄忠炳、方声洞、刘六符、林文、林尹民、陈与燊、陈可钧、陈更新、刘元栋等。他们大都为海外留学生，与林觉民一样有着义无反顾、以身献国的爱国豪情。
(二)福州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
海洋文化及其人文精神为人与海洋互动的产物。基层社会大众是海洋活动的主体,是海洋文化与海洋精神的创造主体，是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在古代，闽东南港市海洋社会存在“渔民、舟师、海商、官乐、游手”等阶层，这些阶层之间是开放可流动的，他们主要从事渔业生产和海洋运输与贸易以及船舶制造。应该说在古代港市社会还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侨民，他们来源于上述各社会阶层，与港市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福州海洋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舟师的地位下降，出现了大量的海员和大量的海外移民。福州也逐步发展为海员之乡和海外移民之乡。但是，基层社会大众作为与海洋互动的社会主体地位，没有改变，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人开发利用海洋的技能、意识与精神。下面我们从福州海洋民风民俗看他们的这些技能、意识与精神。
1、尊儒崇商。福州自古为福建政治、文化中心，深受正统的中原儒仕文化的影响。福州人把科举上求取功名放在重要乃至首要位置，在程朱理学兴旺之时更是如此。“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 “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明初入选《晋安风雅》的福州诗人即达264人。但是，民以食为天，而且“海者，闽人之田也”, “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主”，“东南之利在水不在陆”（左宗棠），可以说，福州人之食之利在海，在渔商，特别是海商“市舶之利最厚”（宋高宗），“珠丽大见，产于海外番夷之国，……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不止也，幸而再遂，则大富，又幸而再遂，则不胜其富矣。”因而福州社会对于商人及商业活动的态度不同于传统儒家文化观念，以海为田的福州社会不耻于言利，崇尚商贾是其典型的社会心态。何乔远在《闽书》中称：“福清背山面海，多齿，颇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四方杂处，学而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行则贾于四方矣，以其财饶他邑”。长乐、连江亦如此。“滨海有鱼盐之利，山出果实，贩四方。……有古之遗风，今变而浇漓，其健讼几与福清埒。”随着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福州的民风更加崇尚商贾。如清代闽县、侯官一带的龙湖村“土人多住永福经商，专贩炭篾”，马腾村“陈吴两姓约百余人，田地无多，土人习贸易为主”，联头村“程姓二百余户……土人又多出洋赴暹罗各处为商。”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又崇尚商贾，看似矛盾，实则反映了以海为田的福州人不默守陈规，独立开放务实的文化性格。
崇尚商贾与冒险开拓相辅相成。“行船泅水三分命”，海外贸易更是如此。海洋商业的艰难与危险，使崇尚商贸贾的福州人形成冒险开拓的性格。既便是明清海禁，“严通番禁，寸板不许下海”，“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出洋经商或移住外海岛者，以交通反叛处暂立决。”福州各海口居民仍辍耒不耕，远商海外。“琅琦作俑，外省奸徒，反从琅琦开洋。近在门户之口，遽成异国”，“嘉登里……前通倭，今又通夷，恃水洋七更船之便，贪小物三倍利之多，莫不腕绒袜，青袄皮兜，叉手坐食，耻问耕钓。”
2、四海为家的移民风尚。福州崇商尚贾与四海为家的移民风尚相伴相生。福州是著名的侨乡，自古就有海外移民的历史，而且海外移民与海外贸易一样禁而不断。改革开放以来，福州人掀起了新的移民潮。据估计，从1979年至今福州地区的跨境移民总数当超过50万人。福州四海为家的移民风尚充分体现了福州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首先，充分体现福州人充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意识。海，福州人生存发展之道之所。移民海外与淘海、“过洋贩番”一样都是福州人充分开发利用海洋、不断拓展生存发展空间的具体表现。其次，充分体现福州人“同舟共济、开拓四海”的海洋精神。福州人开拓性的海外移民是以家庭、家族、村庄为单位，通过跨海的亲缘乡缘互助网络来实现。福州人互助网络的有形载体，在原籍地就是家族与村庄，在侨居地就是家族和以乡缘为基础的社团。哪里有福州人，哪里就有福州社团。福州人在海外建立了从自然村、乡镇到县、市的各级社团。福州人跨海的互助网络使“故乡变侨乡”，使“他乡若故乡”。福州人跨海互助网络充分体现了其“同舟共济、开拓四海”的海洋精神。第三，充分体现了恋祖爱乡的祖根意识。侨乡为海外谋生者的故乡，只有外出谋生，没有祖根意识，没有侨居地与原籍地的联系，没有故乡认同，就没有真正的侨乡。福州的祖根意识体现于侨乡的跨界文化上，体现于前述的以亲缘乡缘为纽带的跨海互助网络中，体现于对祖国家乡的热爱中。广大福州籍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公益事业的建设是其恋祖爱乡的祖根意识的具体体现。
3、民间宗教信仰风行。福州宗教信仰世俗化、民间化。福州神灵信仰名目众多，可谓是丰富多彩，福州的民俗亦是五花八门，在外来者眼中，其杂乱无章，“迷信”色彩浓郁。但是，福州人尤其信仰本乡本土自造的神灵，就是外来佛神也经过本土化的再造，因此，这些信仰在当地人眼里是井井有条，自成体系的。时至今日，在福州城乡，香火缭绕的各式神坛庙宇，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种佛神用品商店，以及当地人几乎家家点灯、户户上香的情景，依然给外来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本土化的佛神，特别是本土自造的神灵，都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实际上这些信仰既是福州历史的民俗传统，更是福州人冒险开拓的精神支柱，特别是海洋冒险开拓者在恶劣多变的或异域的生存环境中，获取精神慰藉和心理平衡的良药。交织于他们精神信仰中的是直接的物质世界和世俗的实际利益。最好的例证莫过于福州人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谢神酬神民俗。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这种开拓性、功利性的精神信仰，使福州人开拓四海、走向世界，也使法轮功之类于福州难以立足、难以发展。
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技能、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源于与海洋的直接、广泛的互动，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从历史上看，他们的这些技能、意识和精神，多为上层社会所倚重。春秋战国，长乐吴航，“吴王夫差曾造船于此”（吴航因此得名），三国“吴帝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造船于此”。唐初王义童招抚福州“泉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晚唐五代王审知在福州招海上蛮夷商贾发展海外贸易；宋元明使船多为福船或按福船造。明朱元璋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三十六姓多闽河口人，河口在现在的台江。明永乐郑和以长乐为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清朝左宗棠设船政于马尾。从结果看，这些政策措施都取得成效，都推动了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福州人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的发展。
三、结论与论讨
福州文化具有多元性，从不同的角度看，福州具有不同的人文精神。福州海洋文化是福州最有特色乃至最重要的文化。福州海洋文化除了具有海洋文化的共性即开放性、冒险性和崇商性外，还具有极强的多元性、兼容性、开拓性。这些文化特性在人文精神上主要表现为：
1、“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
2、“四海为家”的开拓进取精神；
3、“以海为田”、“崇尚商贾”、“师夷长技”的务实创新精神；
4、“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精神；
5、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精神。
福州海洋文化的特性与海洋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表现。在近现代，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时，福州上层社会精英——海洋士子，就表现出极强的忧患意识、变革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表现出极强的开放开拓、务实创新的精神。可以说，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得到充分的展现。与上层社会相比，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更加强烈和持久，也更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无论是封闭锁国、还是重农抑商的政策，都难以抑制其开发利用海洋的冲动，总是在实践中表现出其特有的开放开拓、务实创新及团结自强精神。从历史上看，上层社会对福州基层社会大众的海洋技能、意识和精神的开发和利用，都推动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禁海、封闭锁国、重农抑商的政策，则抑制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迫民为海盗、倭寇。
在当今，市场化、全球化时代，可谓是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21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海洋的重要性更突出，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具有实践意义。海洋是福州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环境。福州丰富发达的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是福州最重要的人文资源之一，是促进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福州开放包容、开拓进取、务实创新、团结自强的海洋精神应是福州精神的基本内容。从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角度看，福州海洋文化所特有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恋祖爱乡的“祖根意识”及“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亦应是福州精神的基本内容。
作者：福州市社科院 叶钦地 责任编辑：肖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