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党史 谈学习
学习型政党建设是我党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对我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央有关领导也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要形成学习型社会，首先是要把我党建设成学习型政党。这不但是我党顺应世界潮流、迎接国内外挑战的重大举措，更是对我党优良传统的弘扬。笔者回顾党史，试从往日峥嵘岁月，党在上下求索建设中国现代化道路历程里寻求学习的真谛。
一、学习是创建中国共产党必要条件
时光追溯上个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打开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封建思想的牢门，使中国人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获得了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可能，从社会外部环境看，巨大的社会需求造就了学习的内在动力，指明了学习的方向。在当时，学习的内容相当广泛且复杂，科技救国论一度成为主流，学习西方理工科知识成为青年的首要选择；在社科方面，当作新思潮传播的学说十分庞杂，除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外，还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比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兴起边工边读互助主义试验，把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在试验中学习，并希望把经验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当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最终都失败了，不管怎么说，向西方的成功标杆学习已成为当时的时尚，但是学什么，怎么学，是来者不拒，大小通吃，还是鲁迅式的“拿来主义”，值得商確。
当时，《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比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达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等，比较系统全面地供人们选择学习，中国南北各形成一个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0年3月，在北京，李大钊主持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在上海，陈独秀于5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种传播是没有门户限制的开放形式的学习。全国各地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地位、经济背景、目的的不同，以各种不同的角度自由地交换着想法，在这种无拘无束的学习氛围中进行深度汇谈，对其思想的正误进行根本性认识和修正，有利于促进了解取得共识。其中，有一支特别的队伍，即“五四”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人，在欧洲社会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人经过比较和探求，“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当时苏联革命成功，使得他们有了奋斗目标，即标杆，通过向标杆有系统、持续性的学习，不断改善自己的认知。
这些人不是单纯为探求学术价值，为学问而学习，而是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历史使命而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他们学以致用，把书本中的理论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于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疾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大革命时期，学习使我党提高革命素质，完成反帝运动的阶段任务
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的大革命时期，全国兴起波澜壮阔的反帝怒潮，五卅运动将革命推向高潮。我党扩大在全国人民中影响，队伍迅速扩大， 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时，有党员3000人，至1927年4月党五大召开时，有党员57967人，其中工人50.8%、农民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3.1%，其他8.3%。从数量上看，还不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一个零头；从人员构成的文化素质上看，在当时国民普遍受教育不足的前提下，掌握着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丰富革命经验的党员不占多数，而且领导层对革命问题认识不统一，且尚处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对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对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对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尚未形成定论和共识。所以当党面对全国高涨的反帝运动高潮时，显然准备不足，疲于奔命，只好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并且发动北伐。
我党认识到自身力量弱小，素质良莠不齐，遂知耻而后勇，努力学习，争取引领革命局势。党在四大之后，为适应从数量和质量上建党需要，督促各地设立党校或党的星期学校，培养一般能担负实际的和指导工作的人才。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开办两类党校：一类是地委以下的普通党校，其任务是训练工人党员；一类是区委以下的高级党校，其任务是训练政治素质较高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会后，我党在北京建立一所高级党校，用来培养党的干部。1924年5月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我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就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员共同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当时还有一个求学途径就是到苏联留学，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的著名领导者。此外，党还选送优秀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4月初，国民党中央在武昌开办中央农民讲习所，毛泽东主持讲习所日常工作，许多著名共产党员授课，讲习所除学习政治理论外，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及参加革命斗争实践。这些学习卓有成效，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的农民运动，培养了我军第一批军事领导人。通过国共合作，平定商团和杨刘判乱，发兵东征北伐，我党学习了一系列的革命和建政经验，在政治上日趋成熟。
同时，党还大力加强宣传出版工作，中央和各地党组织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中央主办的政治机关报《向导》，1926年每期销量达2.5万份左右。此外，影响较大的报刊还有《新青年》、《人民通讯》、《党报》、《热血日报》。规模较大的地方刊物有《政治生活》（北京）、《人民周刊》（广东）、《武汉评论》（湖北）、《战士》（湖南）、《中州评论》（河南），以及《工人之路》（全国工会）、《上海总工会五日刊》（上海总工会）、《工人小报》（天津总工会）等。党还通过在上海的印刷所和上海书店，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等一批宣传马列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这些书报直接作为学习材料，在广大革命青年中流传，提高大家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当时主流的学习方式有两类：其一，行为反思。是在干中学，加上反思的整合活动方式，来达到行为学习的效果。朱熹指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明代王守仁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都说明了知行统一规律的重要性。换成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考察调研。比如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获取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识到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李大钊在考察中国农民经济状况后也指出：“……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这些都是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是马列教科书上没有的。其二，通过激发创造性冲突，在争论中取得共识。团队不同背景的成员之间冲突在所难免，尤其是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间存在巨大差别时，是继续沿用教条还是使之中国化？马列理论中国化的途径怎么走？等等，这些都困扰着当时尚在探索中的中共党员。党的领导层时常困扰于“国民革命性质是什么？要不要团结农民，怎么团结？无产阶级是否夺取领导权？是以武装斗争还是议会斗争取得政治目的？”等等，这些问题是大家分别在各自探索中提出的，显然还不成熟，彼此间认识不一致，展开激烈辩论，并在辩论中完善学习，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土地革命时期，学习使我党纠正“左”、“右”倾错误思想，渡过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难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内部展开大论战，就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比重等托陈取消派观点展开辩论，这其中牵涉 “老师”苏共及托派观点，以“学生”身份反驳“老师”的观点，这需要有真才实学和胆魄的。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领导层内就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达成共识。继而通过学习成为全党上下共识，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我党反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纠正王明为代表的一些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以苏联革命经验和模式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从学习角度来看，就是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学习要融会贯通，有所心得，才是正道。当时广大干部注重深入实际，调察研究，毛泽东更是率先垂范，进行大理的农村调查，写下多篇调研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在他的影响下，1929年至1932年春，中央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掀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形成良好学习风气。
此时，我党处在农村的环境中，各根据地发展的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据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统计，党员中农民出身占80%，知识分子、小商人出身的占10%，工人出身的占10%。其他根据地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农民占绝大多数。这种情况引起共产国际和党领导层的忧虑，担心小农思想将主导无产阶级队伍，我党丧失先进性，变为“农民党”。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主张“穿州过府”流寇主义思想，成为当时党考虑的重要问题。学习成为关键。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及红军总政府部等机关，印发许多通俗易懂的有关马列和党的基本知识读物。如红军总政治部1932年1月编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帮助许多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党员提高政治觉悟。中央根据地于1933年3月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干部。1932年以后，还先后创办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第一短期师范学校、列宁团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这些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和各种专业知识教育，有效纠正党员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其中一些教材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至今读之仍回味悠长。
此外，各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发展起来，至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有大小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发行最多时达4万余份，《青年实话》报发行2.8万余份，《斗争》杂志发行最多时达2.7万余份，《红星》报发行量多时达1.73万份。1931年11月7日，根据地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
这些学习场所是开放的，包括传统的学校到没有门墙的开放场地，使得我党能够在紧张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开展“全员”学习，在决策层、管理层、操作层上都能得到充实提高。同时，课程的设置多样化符合学习者与社会需求，强调学习的动态、弹性，且具有选择性与随机性，与当时改造党员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巩固苏维埃政权等历史性任务有机结合起来。
四、抗日战争时期，学习促进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思想基础
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党把学习摆在重要位置。1939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团体与机关干部的影响。”1940年9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要使各根据地的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与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为此，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新闻、教育、语言文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专业协会、学会或研究会，吸引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加入，为抗日根据地人民传授文化知识，许多作家深入前线和农村，体验生活，创作出一批反映敌后抗日斗争和根据地人民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如《小二黑结婚》、《荷花淀》等；文艺家创作了许多受群众喜爱的小秧歌剧，如《白毛女》、《兄妹开荒》等，以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潜移默化，提高抗日军政干部文化水平、民族觉悟和抗日热情。
在干部学习方面。毛泽东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总结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1921年我党成立后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科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大体完成，成为当时我党重要的学习内容。此外，1942年春开始的全党普遍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毛泽东强调学习要“以理论联系实际为目的”，规定学习的内容在实际方面是阅读六大以来文件，研究六大以来政治实践；理论方面着重研究思想方法论和列宁主义政治理论。为此，他指导编选出版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六大以来》一起下发供学习。此后，《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联共党史》和《两条路线》（上、下）等七本书成为学习的教材。期间，分别组织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等7个抗日根据地的党史座谈会，红七军、红五军团史座谈会，华北座谈会等，以团队学习的方式进行思想交流，大家勇于自我揭短，深挖根源，达到学习的目的。整风学习破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克服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对党克服抗战中严重的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
在学习的硬件方面，我党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延安大学以及华北联合大学等高等学校，其中抗大在各地陆续建起14所分校，期间共培养10多万干部。这些学校为军队和地方培训了大批干部，对增强抗战力量起了重大作用。全国抗战初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爱国青年，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不畏艰苦，追求革命真理，到延安学习，他们的学习热情值得今天我们大家学习。
我党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以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月刊，《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杂志向广大军民提供学习的辅助材料，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9年成立的中央出版发行部发行报刊和书籍达数百种，其中就有马列等无产阶级领袖著作32种，达几百万字。
在延安，还存在着比较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团体，比如在社会科学方面有马列学院，主要任务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研敌、我、友三方面历史和现状，出版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马恩列期思想方法论》、《中国新文学史提纲》等，此外，还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都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成果问世。在自然科学方面，陕甘宁边区1940年2月成立西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后又建立医药、农学、地矿、生物、机械电机、化学等专门学会，8月成立延安自然科学院，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机构。这些都是位于学术前沿的精英领域的学习范畴了，为建国后构建国家学术的基本框架雏形。正如1944年3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说的那样，可以把整个地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正是这所大学校，培养了无数抗日英模，投身热血激情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中去。
五、解放战争时期，学习的目的是支军和接管准备
当全国形势转入全面内战时，解放区的青壮年纷纷参军参战和开展支前工作，我军的人数激增，也就有了军事素质不齐，政治思想不统一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军队的学习成为了重中之重。1946年6月，我军共127万余人，其中野战军61万余人，地方军66万余人，各解放区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普通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运动，改进和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增强了战斗力，就连民兵也以县为单位编成民兵团，以区为单位编成民兵大队，以乡或自然村为单位编成民兵中队或分队，在不误农时的前提下，日夜开展军政学习，随时准备参战。
随着战争进入中后期，我党面临收旧政权的任务，需要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并提高现有干部的理论水平。于是1948年7月，在中央和华北局的筹划下，马列学院、华北军政大学和华北大学先后开学，从各地到解放区的学生和各解放区的干部被选送入校学习。同时，中央在各解放区收集和抽出数千名干部，在指定地点集中后，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具体解决其思想问题。当某一地区解放时，这些干部随军入驻，从事接管工作。这一时期由于军事斗争相对频繁，党中央驻地飘忽不定，不具备大规模学习活动开展的条件，所以学习实际上更象是短期的就业培训和岗位技能培训，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罢了。
六、50年代“重新向俄学习”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为了适应和推进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了适应社会全面建设的形势，党迫切需要人们改造主观世界，以确立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提出要让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理论。在这一号召下，一场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各级政府开办了学习班、训练班，设立革命大学、军政大学，集中一段时间，组织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就有100余万人参加此类学习。与此相关的学习材料主要有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沈志远的《社会形态发展史》，李达的“两论”解说，《毛泽东选集》。这一时期，重版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以及引入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更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条件。1951年9月开始，我党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同时发动一系列旨在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目的是使大批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抛弃旧思想，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955年3月1日，中央为此还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指示》。这些学习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牢牢确立起来。
当时我党的学习标杆就是苏联，苏联毕竟已经有了40多年的建设经验。整个50年代有多达38000名国人到苏联学习和受训，其中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教师、学生和工人。同时，大约有1万名苏联公民在中国担任各种工作，其中将近600人在高等院校任教。中国科学院组织翻译苏联教材和教学计划，有时干脆照搬其中内容，1954年至1957年由俄文翻译过来的书籍占中国出版总量的38%至45%。其中58%是工程和技术方面著作，24%是基础科学著作，只有14%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苏联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也被广泛学习和仿效。我国为各个专业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教材和教科书，国家高等教育所有院校教学方法和内容实现标准化和统一化。这样做法取消了原民国时期美国式的文科学院和对学生特有的通才教育，而建立一个适合当时国家全面建设急需的更专业化的专才教育，“又红又专”就是当时响亮的口号，这种苏联模式的影响甚至在今天还在起作用。一些苏联科学家在当时国人耳中如雷贯耳，如植物学家米丘林，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等，苏联英雄保尔，女英雄卓娅等都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这种标杆的效应整整影响一代国人言行举止，甚至穿着打扮，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
同期，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项”重点工业化建设项目从苏联引进，是中国近代以来引进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大的工业化进程，其间，同时引进配套的技术材料、设备，以及出于操作、维修等目的而接受苏联方面培训的中方人员，为后来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奠定了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基础。这一次学习高潮让我党确实学到了社会建设的宝贵知识和经验。
七、社会主义新时期，学习让我党重新走上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旅程
整个六、七十年代，虽然我党仍不断坚持强化学习，但是不论是学习内容还是指导思想上都出现偏差，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失误，这一错误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他们贬低知识，搞愚民政策。一时间，“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流行，“大老粗”成为炫耀自己身份的称号，白卷先生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领导宝座。当知识被认为最无用的时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最低潮的时候。然而，我党对知识的追求是不会停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就冒着极大的风险抓整顿，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整顿教育。粉碎“四人帮”后，在百废待兴的繁忙的工作中，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把学习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指出：在今天，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我们要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现代化，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克服事务主义、庸俗化思想，要努力学习、善于学习。江泽民同志在担任总书记的13年间，更是九次向全党发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不仅如此，他还把“讲学习”放在“三讲”的首位，强调要“坚持学习，加强学习，改善学习”。如今，党的十六大更是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号召。这段历史由于距今不久，大家都很熟悉，笔者也就不再赘述。
纵观我党的学习史，我们可知：
一、我党历来重视学习。回顾党史我们知道，不论是在工农武装割据时期、建国后50年代还是后10年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我党的学习都是多层次、全员化、全过程持续不断的。社会资源向学习环境有利方向整合，使社会普遍存在多种有意义、有价值的学习活动。二、学习的任务不断且明确。不论是哪个历史阶段，随着这个历史时期社会环境的不同，我党的革命任务转变，那么学习任务也就随之发生适应性变化。体现了我党学习是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三、理论与经验学习并举。回顾党史上的正反两面学习经验，当我党学习重视教条、本本理论时，革命就要遭受挫折，当我党重视调察研究，大兴调研之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时，革命就能顺利前进。四、学习没有固定模式。由于学习外部环境的巨大限制，使得我党学习没有门墙场所严格要求，许多士兵在战斗间隙，干部在田间地头都可以学习；学习重在自我省思，自我思践，深挖自我思想根源，勇于剖析自己，把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很好结合；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并举；学知识、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的脑力学习和偏重于能力的动手学习并举等。五、学习产生变革。中国革命需要标杆即别人革命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而是坚持一条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才能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等等老师和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学习环境下，必然需要以史为鉴，开创我们学习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