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的人才思想及其对船政学堂的影响

    ［提要］本文分析了沈葆桢人才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教育背景，阐述了沈葆桢重视学习技艺、“学用结合”和“留洋育才”的人才思想，最后介绍了沈葆桢人才思想对船政学堂的影响。

    ［关键词］沈葆桢  教育思想  船政学堂  文化

      沈葆桢是晚清船政大臣，他的教育思想直接体现在其创办船政学堂的历史实践中，并决定性地影响了船政学堂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是军事、科技上,还体现在社会科学等学术上。

      一、沈葆桢人才思想产生的背景

      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西方列强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将他们的文化渗透传播到中国，以适应他们侵略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经历巨创深痛之后看到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从御侮图强的愿望出发，提出“洋务自强”的主张。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吁，发展成为学习“西技”“西学”建立近代企业和近代教育以期达到自我图强的实效。1866年由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倡办，沈葆桢长期主持的福建船政局以及附设的福建船政学堂，就是在这个时期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产物。作为洋务企业的福建船政，在引进近代工业的同时，也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开启近代教育，培养中国近代海军人才方面的“西学东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沈葆桢是林昌彝的学生，又是林则徐的女婿，所以他的教育思想深受晚清“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的影响。清乾隆、嘉庆以后，由于社会矛盾激化，一些有识之士重新提倡经世实学，用于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在福建最早意识到朱子学弊端，提倡明末清初经世实学的是郑光策。郑光策，闽县人，清乾隆四十五年中进士，因不肯迎附和绅，不愿为官，归闽后在泉州讲学。他平生反对空疏无用的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对当时科场不学无术、靠死记硬背谋取功名十分反感，推崇经世致用之学，提倡学习有用的知识，认为只要有用的知识，不管是哪个学科，都要学习研究，读书要注重国计民生，国家要重用会理财的人。他在福州鳌峰书院主讲期间，要求学生树立匡时济世之志，有目的读书。其课业除研习制艺之外，注重经史之学，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其门人梁章钜、林则徐等人。沈葆桢从小受林则徐思想影响，重视经世实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成进士。他把经世实学用于管理船政，以适用作为经营的理念，以适用的导向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功利为目的管理船政。沈葆桢把教育同发展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工业紧紧联系起来，把教育作为自强的内容和手段之一。沈葆桢反复强调:“船政根本在学不在造。”(1)“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2)

      二、沈葆桢的人才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重视学习技艺的育才思想

      沈葆桢认识到办好船政的关键在于“格致”。“格致”是科学在中国的古称，即“格物致知”。重视“格致”，也就是重视科技。为了引起人们对科技的普遍重视，他在船厂大衙两旁题写了一幅醒目的楹联:“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沈葆桢似乎已领会到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提示人们不要“逐末遗本”，即不要只学技术而不学科学之理，他要求选派留学生“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3)他主张废武科而另设算科，他强调“西法虽千头万绪，要权舆于算学。”他已知道数学是开启科学的一大法宝。沈葆桢为首的洋务派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造出坚船利炮，才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不齿技艺，鄙视技艺，到办学堂学习技艺，这是育才思想的根本转变，是中国人在教育近代化历程上迈开的重要一步。

      尽管沈葆桢重视格物致知以经世致用，但其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依然未完全跳出传统的道艺观。重道轻艺或只论道不论艺，这是传统人才观念偏向。道就是孔孟之道，儒家三纲五常之道即封建伦理道德；艺就是技艺、技能，孔子蔑称为“奇技淫巧”。传统观念认为，读书人熟读四书五经明道理就可以，就是人才；艺是工匠掌握的事，是下等人的事，不应是读书人讲求的，否则就是不明事体，上下错位。读书人言艺、习艺、历来为士子所不齿。这种观念在沈葆桢认识中已有改变。但他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他认为“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性情不可也。”(4)他把封建伦理道德视为规范学生的“中正”（根本），这与洋务派后来总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相吻合的。沈葆桢与同时代洋务官员一样，认为本国封建政治制度是最好的，不必“师夷”，不能改变。他说“取诸人以为善，要在择而从之，凡有伤政体者，宜概屏勿道。”(5)这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二）高度重视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沈葆桢认为，人才的培养既要重视理论的学习，更应重视实践的作用，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6)在《筹议洋务折》中，沈葆桢提出“近日人才之弊有三”:“一则误于空谈”；“一则狃于习”；三则“略通洋语，略识洋书”；“便以为拔萃之才”。(7)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提倡学以致用，学用结合，非常重视学生的实习，规定学生完成专业理论学习后，必须到制造厂和船上实习。对于学习制造的前学堂学生，他要求既要在“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根柢”，又要“赴厂习艺，以明理法，俾可兼程并进，得收速效”(8)，至法留学的前学堂学生也要求“半日肄业工厂，每年复明两个月游历各国各船厂铁厂，以增长其见识”。(9)“总以制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及全船应需之物”，“丝毫不借洋人，并有专门洋师考取给予确据者，方为成效。”(10)对于学习驾驶的后学堂学生，他要求除理论学习外，必须上船进行航海实习。他用所属船厂新造的第3号80匹马力的“福星号”为练船，“饬洋员教其驾驶，由海口而近洋，由近洋而远洋，凡水火之分度，礁沙之夷险，风信之征验，桅柁之将迎，皆令即所习闻者，印之实境，熟极巧生。”(11)学生“就船教练，俾试风涛，出洋两次，而后教习挑学生两名令自行驾驶”。(12)“至于台飓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查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定如何，以分其优劣”。(13)后又从德国购得夹板船一艘，改名“建威号”，专供学生实习。至英国学习驾驶的学生，更要求“每年均在学堂，亦以二个月赴大兵船上阅看练习”。(14)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教育方法，福建船政学堂在沈葆桢主持下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左宗棠曾评价船政局：“东南之有船政，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15) 

      （三）认识到留学的重要性，提出“留洋育才”的思想

      沈葆桢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的优秀人才很重要，一方面要在国内办学，另一方面更要留学外洋，直接到国外去学习，“将窥其精徵之奧，宜置之庄岳之间”(16)。船政学堂学生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到欧洲深入系统地学习相关知识技能，必能深悉要义、精益求精，“涉历欧洲，开扩耳目，既可以印此旧学，又可以增长心思”。(17)沈葆桢认为“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18)只有亲到别国学习，才能掌握新技术、新知识，才能开阔眼界、“广见闻”，才不致于步步落后。1873年12月，沈葆桢为进一步提高福州船政学堂学生的科技水平，与福建督抚等联衔上奏，建议派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前往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推陈出新之理”、“赴英国深究其驾驶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沈葆桢的建议，经清廷谕准并得到李鸿章等赞同。但由于1874年春发生了日军侵略台湾事件，沈葆桢被授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军事倥偬，学生留欧事暂行搁置。至1875年3月，在外籍教师日意格于赴欧洲购置船厂机器时，沈葆桢奏派艺童随同出赴英法游历考察。随行者有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后学堂的刘步蟾、林泰曾5人。同年秋，沈葆桢擢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后，经与李鸿章、丁日昌等反复磋商，于1877年1月联衔奏准派遣福州船政学堂学生30名分赴英法两国学习驾驶、制造技术，学期3年。此举开了近代中国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先河。在中日甲午战争前，船政学堂共派去了三届留欧学生，共计78人。他们刻苦学习，回国后在相关专业成为了中流砥柱，为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而奋斗，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三、沈葆桢人才思想对船政学堂的影响

      在沈葆桢人才思想的影响下，船政学堂仅保留部分传统，挣脱封建的科举制度的束缚，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有效的教育改革，以自然科学、近代技术为主课。引进西方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和管理，聘请洋教习，派遣留学生。这种教育是中国亘古未有的，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然而，船政学堂培养的留学生在社会科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严复和陈季同）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沈葆桢的“以夷制夷”的目的并未达到，反而在甲午、甲申之后败给外国侵略者。而沈葆桢担心的“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却在留学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而且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思想逐渐引进中国，开始触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对后来的戊戌维新运动起到的历史铺垫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被介绍到国外去。

      船政学堂在清末经历四十余年，培养了五百零四名学生。(19)他们忠于国家和民族，名垂近代中国的史册。创办者励精图治成果辉煌，莘莘学子人才辈出，有的制造船舰扬威海域，有的保卫祖国英勇杀敌，有的钻研技术办实业，有的革新教育培养人才，有的著书翻译传播文化思想。他们在造船、军火、铁路、机器、矿冶、电讯、天文、外交、法律、翻译、教育、海军建设、抵御外侮、思想文化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按洋务官员的认识，西学的内涵主要是指外国语言文字、数学、物理、化学及各种实用技术，如轮船制造、驾驶、枪炮弹药制造、采矿、冶炼、机器制作、枪炮使用和世界公法等这些学问。洋务官员认为西学都是实用之学，主张学习、引进。沈葆桢通过“借才异域”，从国外引进技术人才，除了聘雇“工匠”就是“教习”。传统观念里请洋人来华当教师是不被允许的。长期以来，中国因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而固步自封，形成“天朝上国”的优越感、陶醉感。“夷夏之防”观念长期禁锢人们头脑，只有“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师夷”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千古变局”震撼了国人，“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才开始被突破。船政学堂通过聘请洋教师向学生授课，选派毕业学生出洋留学，学生学成后再实践、传播西学，在近代西学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其开设的课程内容看：前学堂开设法文、算术、代数、画法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机械学与船体制造、轮机制造等；后学堂开设英文、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及地理、制图、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指示器、盐重计等仪表使用，并进行航海技术、射击技术、作战指挥等训练。这些属于知识和技能训练的“西学”，是完全区别于以往以科举为目的的旧学内容，是先进的和实用的。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专业技术高等学府，也是福建乃至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端，开创办学习西学学校的先河。

      派遣留学生是船政学堂促进国人学习西学的另一方式。这些留欧学生回国后，在军事、文化、科技、外交和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产生广泛影响，构成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

      在自然科学方面：1、造船。第一批留欧生魏瀚等毕业回国到福建船政工作后，翻阅了中外大量关于造船方面资料，悉心考求，反复试验，四年如一日刻苦攻关，终于自行设计制造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一艘巡洋舰——“开济”号。此后，他们又监造了数艘舰船，以“平远”舰质量特精良。“其船式精良，轮机灵巧，钢甲坚密，炮位严整”。留学生吴德章于1875年自行设计制造了“艺新”号轮船，受到外国专家好评，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造船工业落后的看法。2、矿冶。林庆升、林日章、池贞铨皆是中国近代著名矿务专家。林日章是我国最早采用西法炼银的主持人和矿务制机专家。3、机械学。蒸汽机制造属于机械学。陈兆翱在法国学习期间制新式锅炉，引起法国人重视，他改进船用抽水机和轮船车叶，车叶化平为侧，性能优异，外国制造商争相仿效，取名陈兆翱水机，说明其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4、电信科学。1874年，日本派兵侵台，清政府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巡台，准备敷设由台湾到福州的电线，由于洋商抬高价格拖延，第二任船政大臣丁日昌，认为“轮船、矿务、电线（有线电报）三者必须相辅而行”，主张不雇用洋人，遂在船政学堂兴办电讯专业班。1876年，丁日昌在马尾船政学堂附设电报学堂，聘大北公司工作师培训人才，学习电气、电信及报告电线专业。到1882年共培养专业电讯人员140人。此外，船政学堂还派遣留学生去德国学习火器（大炮、水雷等）、水器（农业机械）。留学生林振锋在国外学习算学、理化，回国后在福州、济南执教数十年，亦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船政学员通过在船政学堂学习和出洋留学，翻译、编著不少自然科学著作。如董毓瑜的《星算补遗》、《筹笔初梯》等算学著作；李凤苞在马尾任船政总考工时与人合译《攻守炮法》、《营垒图说》等；徐建寅1898年在船政期间写成《测地捷法》1卷，系统介绍西方测绘方法；陈寿彭1899年译成出版《中国江海险要图志》32卷；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编《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高鲁在驻法公使内，发明天璇式中文打字机，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奖，科学著作有《星象统筹》、《相对论原理》、《空中航行术》。

      在社会科学方面：福建船政学堂留学生张秉奎、罗忠尧等在英国学习“水师海军公法”捕盗公法及英国语言文字”，林藩、柯鸿年等6人在法国学习“万国公法及法文法语”。游学楷等人在法国的高等学校学习资产阶级法律。严复在英国留学时，除了在格林尼茨海军学校学习外，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组织和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自然科学是富强之基，经济学与哲学是立国致富的主要理论依据。他挤时间阅读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名著，研究进化论，考察封建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根本区别。通过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开始领悟到“西洋学术之精深”，萌发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愿望。他回国后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后著《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名作，并翻译《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铨》、《法意》等著作，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术思想名著，即所谓宣传“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西学”介绍给国人。其中特别是赫胥黎的《天演论》一经出版，“物竞天择”  进化思想即在中国思想界掀起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严复宣传“西学”（新学）使其自己成为与“中学”（旧学）相抗衡的首要代表人物，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重要贡献。这是沈葆桢生前意想不到的，早已突破其“夏夷之防” 的最初办学堂底限。严复翻译、引进的上述西方重要社会科学名著，启蒙、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现代化。在传播西学方面有所作为的人还很多。例如，留法归来的王寿昌帮助林纾翻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震撼中国文坛，促使不懂外文的林纾与许多人合译出184部外文名著，使林纾与严复、辜鸿铭并称为中国近代三大翻译家。陈寿彭翻译《格致正轨》、《八十日环游记》；罗丰禄翻译《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等等都有一定影响。

      随员马建忠、陈季同进入法国政治学堂，学习国际法，翻译罗丰禄进入英国伦敦琴士官学，学习物理化学。马建忠在欧洲从事外交工作多年，精通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得以根据外文文法，研究古汉语文法，撰写了《马氏文通》，开辟了近代汉语文法研究新领域。

      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去的有陈季同等，他在法、德等国使馆工作多年，熟悉欧洲社会与文化生活，时常出入巴黎文艺沙龙，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现状和中国文学的法文作品，如《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娱乐》、《中国拾零》、《黄衫客传奇》、《一个中国人笔下的巴黎人》、《中国故事》、《吾国》等，还用法文写了一部以中国问题为题材的喜剧《英勇的爱》，在法国文坛享有盛名，成为近代中学西传第一人。他是第一个把部分《红楼梦》、《聊斋志异》译成法文的人，“西方文学之士，无不折服。”(20)

      注释：

    (1)《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光绪六年刊本。

    (2)《近代中国史事日态》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7页。

    (3)《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光绪六年刊本，第12页。

    (4)《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光绪六年刊本，第66页。

    (5)《洋务运动》（一），第182-183页

    (6)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7页。

    (7)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7页。

    (8)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7页。

    (9)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7页。

    (10)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页。

    (12)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

    (13)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

    (14)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页。

    (1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二。

    (16)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3-904页。

    (17)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18)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16页。

    (19)《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40页。

    (20)《福建新通志》卷8《列传·本传》。

      （福州市社会科学院  杨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