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内涵特征、风险挑战与对策
摘 要：要正确认识所谓的中国“中等收入陷阱”，根据我国基本国情，探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注重自主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竞争优势，大力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完善宏观管理体制；保障改善民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转变消费模式，充分挖掘内需增长潜力；提高城市化率，加快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节约能源资源，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挑战；可持续发展
一、内涵与特征：“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界定及其基本特征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1]原因主要在于，进入这个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从近两百余年的经济史来看，欧美相继实现工业革命，从传统农业社会的低成长低收入状态，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最后转型成为了高收入的富裕社会。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都走过了一个动态、复杂但连续的发展过程，并没有在所谓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停留。“亚洲四小龙”凭借自由市场、开放与审慎财政与货币政策，使它们克服了土地狭小、人口拥挤和自然资源短缺等瓶颈，极大发挥了企业家的创业潜能，取得了持续的高速成长，使之快速而平稳地迈入富裕的高收入社会。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2]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拉美大国资源丰富，曾为欧洲殖民地，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比如，20世纪初，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曾名列美洲第二，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3]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曾陷入停滞，人均GDP增长缓慢，经历了“失落的二十年”，经济发展几经反复，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究其原因，主要在大萧条后，拉美国家出现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严重地伤害了经济的发展。进口替代、限制外资、不可持续的公共部门工资福利政策、腐败和收入严重不均等，使拉美经济和社会丧失了活力，其天然的发展优势无从发挥。
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呢？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其中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二、风险与挑战：正确认识所谓的中国“中等收入陷阱”
自从错失西方工业革命，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现在，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和持续大规模贫困问题，摆脱了低收入陷阱，2011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刚好入围所谓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也就是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正确认识所谓的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呢？
（一）中国已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某些表现
1．各种城市问题凸现
目前，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现约有2亿农民工。农民工人数虽众，且参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但却不能享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成果，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游离于城乡之间，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2．金融风险与危机
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 的另一个重要威胁是金融危机。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相当一部分外资会纷纷出逃，势必会冲击我国的国际收支，给我国经济带来很大的通货紧缩压力。资金倒流将会极大冲击国内的投资规模，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3．产业转移受阻
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既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又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如果能够实现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我国就又可能顺利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否则，就有可能会陷入经济增长停滞乃至倒退的危险。
4．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广泛而深刻。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这一状况，既加大了我国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二）产生“中等收入陷阱”某些表现的原因
1．国际原因
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2．经济原因
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各类贫民窟形成、大量的犯罪等等。
3．社会原因
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是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4．政治原因
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三）中国与西方国情不同，不能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待中国
1．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要根据中国是不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
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另外，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经济活动不能离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孤立存在。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因此，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理论和思考研究问题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丰厚基础，努力做到“洋”为“中”用，综合创新。[4]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时，只能根据中国是不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根据我国国情、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2．研究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
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休戚相关。它以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适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虽然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
就中国而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和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等等，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不能科学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甚至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5]所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并不适用于中国，研究我国是否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有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又该如何克服和跨越？凡此种种问题，都不能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我国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而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观察、审视、思考。
三、对策与建议：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分析
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6]
（一）注重自主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坚持将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坚持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城乡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更加注重自主创新，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工程，突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强相关技术的配套集成与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提高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效益。把握好整合、集聚、优化、升级“四个关键”，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开拓科学发展新路径。
（二）发挥竞争优势，大力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市场经济的这种自然属性和运行规则，决定了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任何一个市场主体和经济区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勇敢地面对竞争、积极地参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由此可见，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提升竞争力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根本之策。当前，中国大陆区域经济发展开始由过去主要依靠资源要素分配占有，转为注重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进入后危机时代，我国要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改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合力提升宏观经济竞争力；加快转变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式，提升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增强财政金融服务经济的能力，切实提升财政金融竞争力；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和软环境建设，提升发展环境竞争力；加快转变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提升政府作用竞争力。总之，要大力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不断打造推动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优势。
（三）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完善宏观管理体制
要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职能。政府在加强和改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要更加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上，确立起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全面梳理各级政府管理的事务，坚决把那些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项转移出去，还权于民、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把政府从微观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良好的环境基础。
（四）保障改善民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保障和改善民生，首要的就是把财力更多更好地用于民生。近年来，我国支持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加大，2009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四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达29.8%，比2004年提高约8个百分点。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目前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比重仍然较低，分布不均衡问题也较突出。要进一步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比重，主要是教育、就业、收入、消费、医疗、住房、文化、社会稳定等领域，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就我国国情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做实个人账户，逐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稳步提高统筹层次；完善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重点是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将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纳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范畴并与城镇居民同等对待；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多渠道筹资设立正常的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基金，有步骤地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通过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民生支撑条件。
（五）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
当前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领域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不仅影响社会公平、公正，威胁社会和谐稳定，而且也从根本上削弱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那么又该如何缩小差距呢？主要是根据公平原则缩小三大差距，建立经济增长的分享机制，政府的发展目标由单一的追求GDP的高增长转为共享型的稳定增长。其一，要消除机会的不公平、不平衡、不均等问题，主要是完善公共财政，加快实现基本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二，扩大就业是缩小收入差距、建立分享型增长机制的最有效途径，要加大对企业扩大就业的刺激，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金融服务机构和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同时增加政府对国民的在岗和离岗培训投入。其三，要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其四，要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建立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完善监管办法。其五，要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六）转变消费模式，充分挖掘内需增长潜力
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如何在落实短期政策的同时抓紧启动相关长期性制度改革研究，至关重要。我国居民的消费不足除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体制不健全等约束外，还受到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方式（或模式）落后及各种政策性限制的重大影响，后者更为本质。建议在以下方面促进消费增长：一是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近些年投资需求过旺，投资率居高不下。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从2003年到2009年我国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40%以上的高位上，特别是2009年我国的投资率达到47.5%，创下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点。另外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世界各国的平均投资率维持在25%以下，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投资率几乎是世界平均投资率的2倍。[7]二是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要挖掘居民巨大的消费潜力，改变以吃住为中心的封闭型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玩为中心的开放型消费模式。比如，大幅度降低门票价格，打破与旅游景点相关的服务业的垄断，提高旅游休闲的服务质量，促进旅游休闲业发展。三是适当控制政府消费。近年来，政府消费呈现提高趋势，而居民消费呈现降低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为1759亿元，政府消费为480亿元，政府和居民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为21.44：78.56；到2009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为121713亿元，政府消费支出为44413亿元，政府和居民在全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为26.73：73.27。也就是说政府消费比重上升了5个多百分点。[8]
（七）提高城市化率，加快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未来5-10年，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城市化主导时代，城市化率有可能从现在的45.68%提高到55%-60%。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化将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推进的基本特点，中西部的城市群和城市化将成为未来5-10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亮点，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小城市、城市群、城市带齐头并进的基本格局。[9]我国有1.6亿至2亿的农民工，就消费来讲，这是一笔潜力极大的资源，加快农民工向完全市民的转化，将会大大地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一要鼓励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二要促进城市房价的合理化，高房价下无城市化，我国目前的房价水平与收入水平相比，严重偏高，降低价格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购房需求，也会相应地加快城市化进程。三要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安居工程，主要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建最低标准的农民工住房，如建40平方米以下的小套房，甚至建过去学校、工厂那样的筒子楼作为过渡。可以说，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直接关系到未来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八）节约能源资源，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要实现节约型产业结构，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高增长、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积极发展低能耗的现代服务业，构建节约型产业体系。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节约的技术进步，努力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各个行业技术设备的先进水平，以技术促进节约。要加强资源节约的管理，加强重点耗能企业监管，提高能源、土地、水资源等的管理水平，加大节能、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力度，以管理促技术。要大力倡导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使节约能源资源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还要加大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全社会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节约意识，形成全社会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支持。
参考文献：
[1][2][3]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N].学习时报，2011-2-28.
[4][5]李闽榕.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有科学态度[J].求是，2005（8）.
[6]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J].人民论坛，2010（19）.
[7][8]赵振华.把扩大内需作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J].前线，2010（11）.
[9]迟福林.我国开始进入第二次改革新阶段[N].中国经济时报，20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