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

      我们熟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在此前，通过日本渠道，中国已经接触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17年以前，每年有近万名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梁启超于1902年10月16日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是朱执信（先是同盟会员，后是国民党员），他于1905年11月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提到。毛泽东曾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1]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福建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福建的邓子恢、陈少微等人发起组织“奇山书社”，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福建的一批进步知识青年与党、团中央取得联系，在福州、厦门、龙岩等地积极推销《向导》、《中国青年》、《独秀演讲录》等书刊，组织“民社”、“工学社”、“福建青年社”、“协进社”等进步社团，创办《岩声报》、《冲决周报》、《工学报》、《星火周报》、《福建青年》等刊物，在福建各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福建建立组织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20世纪20年代中叶，福建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积极学习和宣传瞿秋白同志翻译的《社会哲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论概说》、《现代社会学》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概念》、《社会科学概论》等文章，瞿秋白是中国第一位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宣传的哲学家。他说：“宇宙现象的根本便是物质的动，动的本身便是矛盾。……宇宙是永久的动、变、改造、和发展的过程”[2]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福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传播。宣传的重点，主要是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福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办了《斗争》、《红色中华》、《红色闽北》、《红色闽赣报》等报刊，当时闽西、闽东、闽中、闽西南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干部、党员，组织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毛泽东在福建上杭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撰写《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中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随后撰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才溪乡调查》等文章，为端正思想路线，把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思想奠定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30年代中叶，福建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积极学习和宣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全书十多万字，共4章24节，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通俗易懂的方式，日常谈话式的体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等方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大众哲学》结合民众关心的问题，把深刻的哲学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所以不仅提高了福建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也容易于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掌握。当时许多人通过学习《大众哲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了延安。为此，蒋介石曾叹息，“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这一方面说明了《大众哲学》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大众哲学》是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党的组织根据形势变化，着力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创办各种刊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抗战形势，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福建的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践论》和《矛盾论》、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即《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大纲》）等等。

      解放战争时期，福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主要是通过组织秘密读书会、时事研究会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时，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认真学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批判实用主义、唯心主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在党政干部和大专院校师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教育、普及工作，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著进行注释、解说，教材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逐步加强。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和研究工作不能不受到5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左”的思想和诸多运动的影响，如1957年开展反  右派斗争，停开哲学课，改学社会主义教育课。但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培养、锻炼了理论骨干，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在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讨论中，何云青以“小雪”为笔名发表文章认为，“事物是既一分为二，又是合二为一的，是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辩正统一。”这反映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中，正常的哲学研究被打断，20世纪60年代初刚刚恢复的哲学课又停开了，哲学学术活动停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骨干队伍遭到了严重的冲击，教学、研究工作遭受严重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发展历史遭到了曲解、篡改。从而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留下惨不忍睹的一页。但所幸的是，骨干队伍虽被打散但还是保存下来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陆续回到了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

      1977年，福建省哲学学会在福州召开“‘四人帮’反动哲学思想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江青集团的哲学思想是唯意志论、实用主义和主观经验论。会后，福建哲学界开展对唯意志论、实用主义等的研究，并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评价文章。1978年以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福建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同全国一样，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如，与全国哲学界同行协作攻关，承担国家规划项目、国家教委规划项目、省规划项目；除基本理论研究外，还开展应用研究，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思考。又如，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列宁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渊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状况、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成果，在辩证法及其实际应用、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原理及其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也已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并且成绩斐然。教学、研究队伍除原有的老骨干外，还增添了新的力量。1983年，经国家学位委员会评审批准，厦门大学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省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相继成立，并加入相应的全国性学会，一批理论骨干被选为全国性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受委托组织并主持全国性学术会议，经常参加全国性学术交流活动。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全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坚守阵地，宣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福建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和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福建省哲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教材编写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用本），是60年代华东地区协作编写的试用教材。全书分绪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篇、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篇和历史唯物主义篇。由郑奇芳等主编，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1961年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组织、主持编写的，全书分绪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个部分，参加撰稿的有马鸣、朱其昌、商英伟、周济等。

      王亚南撰写的《〈资本论〉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内容包括《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阶级、历史任务，研究对象与方法，结构与体系，第一卷的系统理解，第二卷的系统理解，第三卷的系统理解，三卷的综合系统理解等，并阐述《资本论》的思想体系。其中特别强调，《资本论》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是运用辩证的方法论体系的；认为马克思在建立《资本论》的结构体系时，不仅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指导的线索和依据，而且在不同场合对不同题材应用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省哲学工作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著和教材。例如，商英伟、黄强撰写的《正确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文章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实践检验是以实践的结果来考虑的，要以历史发展着的实践的总和来检验，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马鸣撰写的《论目的和利益都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表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文章认为，实践中的目的、利益是主观的、狭隘的，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含在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中。这两篇文章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在国内哲学界反响较好。商英伟主编的《〈哲学笔记〉的学习与研究》，分上、中、下三册，厦门大学哲学系1981年印，该书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适应学习《哲学笔记》的需要而编写的，得到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的肯定，被华中师范学院全国哲学教师进修班、东北师范大学、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理论班等选为参考教材。该书上册按专题讲解《哲学笔记》的主要内容、存在的问题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中册是对一些主要篇目摘要的注释，如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注释、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的注释；下册是国内外研究《哲学笔记》成果摘编和目录索引。在1981年全国《哲学笔记》教学与研究研讨会上，《〈哲学笔记〉的学习与研究》作为研究成果在大会上交流，并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20世纪80年代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的原则、方法以及框架结构等问题作了探讨，并发表了一些文章，如，商英伟、苏振富撰写的《试论〈哲学笔记〉对辩证法体系的构想》，发表在《哲学研究》1986年第3期。

      另外，还有以下一些著作、论文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黄聚有等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黄强、洪成得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学纲要》，林仑山、陈金振等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林仑山、赵坦等编写的《哲学（自学教材）》，郑又贤、陈俊惠、柯子中、黄聚有等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这些教材是1980年以来为适应不同类别学校、不同层次教学对象学习的需要而编写的，基本内容都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但论述的详简、剖析的实例、选择的重点有所不同。

      周勇胜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八封历史唯物主义书简解说》，进一步扩大福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影响力。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论文集》，是当时福建省哲学界主要骨干的集体创作，这部论文集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实践观、矛盾学说、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述，推动了福建哲学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研究。

      马鸣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解说》，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党政干部和大专院校师生对学习马列原著的兴趣。

      李鸿烈撰写的《论摘神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关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能立足时代前沿，紧扣时代脉搏，应对时代挑战，回答时代课题。

      池超波、马鸣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的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是文本研究和现实关照的统一。

      李建平撰写的《〈资本论〉辩证法探索》，获福建省社会科学“六五”重点项目优秀专著奖。

      林可济撰写的《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获福建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被选入“第八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的论文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商英伟、池超波、苏振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是国家教委规划项目。

      林绍春撰写的《认识过程三阶段论》，反映了当时福建哲学界对真理性认识的水平。

      郑道传、张小金撰写的《<资本论>方法论研究》，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与创新。

      高光、李真、马鸣、王昌远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结构研究》，是“八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分课题。为福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

      蔡灿津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介绍(哲学)》，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原著学习的辅导材料。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福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许多进展与成果，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资本论》的研究起步早，影响大。1973年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王亚南将1965年以前发表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内容主要是探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也是对“王派”理论（即关于《资本论》研究）的归纳、总结和系统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居于领先地位。1979年在厦门大学召开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术研讨会并成立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三是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成绩斐然。1980年，厦门大学哲学系主办全国列宁《哲学笔记》研讨班，1981年12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厦门大学哲学系发起，厦门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全国列宁《哲学笔记》教学与研究讨论会，同年厦门大学出版的《〈哲学笔记〉的学习与研究》被众多高校和党校选为参考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是福建哲学界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主要是译介(摘译、转述、介绍)，如瞿秋白的著作大多就是编译。由于紧迫的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斗争，由于受客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福建党的组织和进步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研究得不够，或者说基本没有时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在福建的应用基本上是同步的，拿来后就要应用，理论形态的学习很快就转化为实践形态的应用，其好处是突出了实践性，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那就是理论准备不足。并且由于视角、理解和翻译等的原因，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表述也许不甚准确，其中可能还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附加，早期的福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具有某种机械化和简单化的特点，这使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虽然起过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依然显得先天不足。

      （二）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一些主要传播者，如邓子恢、瞿秋白、毛泽东等人，都不是职业哲学家，而是兼具革命家和哲学工作者的双重角色和双重身份，这或许与以后中国（当然包括福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政治化特点（胡乔木称为“政治化学术”）有关，这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时应当予以注意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福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从实践与价值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是基于近代以来福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需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蕴的理性力量和价值理念正切合于这种需要。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4]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五四前后传入福建的，它最初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是众多主义中的一种，一种哲学能够被一种文化所接受，必定存在这一文化接受这种哲学的理由。如，传统文化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学说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的契合与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传播与发展的文化基因，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文化基础。

      （五）关于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我们熟知，从产生的时间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前，进化论在后；但从中国人（当然包括福建）学习和接受的层面来看，则是进化论在前（福建侯官人的严复在1898年翻译《天演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后。这一历史现象表明，学习接受进化论与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六）建国以后，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当然包括福建）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教科书的形态。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校没有自己的哲学教材，高校哲学教学用书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亚历山大洛夫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康士坦丁诺夫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是罗森塔尔和尤金的。直到1961年我国高校、党校才有了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编是艾思奇），虽然这本教材的体系结构局部有些变化，但总体上还是照抄苏联的。对于福建来说，无论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用本），还是郑奇芳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几十年来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联共党史4章2节）的模式编写的（当然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特有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在中国（当然包括福建）哲学界占“正统”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苏联的哲学范式作为哲学教科书的唯一模式，则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福建的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开始真正的改革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0.

    [2] 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1924.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